非法狩猎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时的罪数认定/叶菊芬
时间:2024-07-03 18:46:0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614
【案情回放】
2011年10月26日，被告人代成前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处置场东侧的南汇东滩野生动物禁猎区的一水塘内，用布置的一张“翻网”，猎捕到鸳鸯1只和绿翅鸭4只。后代成前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时，主动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缴获的上述鸳鸯、绿翅鸭及猎捕的网具交给林业部门。代成前在到案后检举他人犯罪，公安机关根据其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其他犯罪嫌疑人。
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鸳鸯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绿翅鸭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的保护名录。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代成前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同时还触犯了非法狩猎罪，为避免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应择一重罪即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猎捕的其他野生鸟类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代成前系自首，同时有立功表现，均可以从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代成前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1500元。
【各方观点】
被告人代成前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两个罪名，是数罪并罚还是择一罪处罚是本案审理的重点。实践中，对此做法并不统一，本案例案情虽简单，但法律问题仍比较突出：
公诉方认为：被告人代成前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两个罪名，且两罪间系并列关系，应根据同时触犯数个并列式罪名的做法进行处理。刑法中走私类犯罪的罪名间为并列关系，当行为人一次走私的物品既包括普通物品，又包括假币、文物、毒品等特定物品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的规定，以实际走私的货物、物品定罪处罚，构成数罪的实行数罪并罚。因此本案中也应实行数罪并罚。
辩护人认为：当行为人仅实施了一次在禁猎区架设网具或投放毒药的猎捕行为，捕到一般野生动物数量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触犯非法狩猎罪；同时捕到珍贵野生动物的，触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属于同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系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罚。
某网民认为：将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数罪并罚，能够实现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保护、发展、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双重价值，还能体现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重点保护。若择一重罪处罚，那么给公众一种感觉，即只有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才构成犯罪，而猎捕一般野生动物的行为在案件中没有得到评价。
某学者认为：当行为人猎捕到珍贵野生动物，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同时其狩猎的方法行为（在禁猎区使用禁用的方法或工具）又触犯了非法狩猎罪。由于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与该方法行为具有通常的内在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故应择一重罪处罚。
【法官回应】
应从整体上分析行为人的主客观行为后进行罪数分析
1．本案中两罪间并非并列关系
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之间并非并列关系。以走私类犯罪为例，并列式罪名数罪并罚的根源在于：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对于其走私的是何种货物、物品在主观上系明知，分别具有走私上述货物、物品的不同的具体故意；从客观上看，并列式罪名的数罪并罚系将一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评价为数个独立的法律行为，例如“一次走私行为”事实上可以视为由数个走私行为集合而成的集合体，可以分解成一个走私毒品行为、一个走私假币行为、一个走私文物行为等，而数个法律行为代表的罪名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仅因产生于一个自然行为而发生关联。多个独立的不同犯罪故意与多个独立的客观行为相结合，分别满足不同走私罪名的犯罪构成，构成典型的数罪，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
反观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关系：从主观上看，非法狩猎者系基于一个概括的猎捕故意，对其要捕杀的野生动物的种类一般没有明确的限定，基本囊括了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而非具有猎捕不同野生动物的具体故意；从客观上看，行为人不会就猎捕珍贵野生动物和猎捕一般野生动物分别采取不同的行为，二者在客观行为上具有极大的重合可能性，且在实践中基本相伴相生，一个猎捕的自然行为无法分解为彼此独立的猎捕不同野生动物的行为。这完全不同于并列式罪名中各个罪名间完全独立的主观与客观要件，因此两个罪名间并非并列关系，不能以此理由数罪并罚。
2．关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立法渊源
1979年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第一百三十条分别规定了对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的刑事保护，并未区分珍贵和一般的野生动物。后来为了加强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1月颁布了《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将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陆生和水生的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从刑法中独立出来。1997年刑法对上述规定进行修改、补充，在第三百四十一条分两款规定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和非法狩猎罪。
从上述立法过程可以看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来源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这种立法例是极为特殊的，国外多数国家并未就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单设罪名。我国刑法单独设此罪名，不是因为二者本质上有何不同，而是一种加强对濒临灭绝的稀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政策性选择；虽单独成罪，但不能否认二者在主观目的、行为方式、危害后果及侵害的法益等方面的一致性。因此，在刑法未明确规定应数罪并罚时，应根据罪数理论，综合分析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主观故意、犯罪行为及实际危害结果等因素来认定。
3．对非法狩猎行为的罪数辨析
当行为人的狩猎行为具有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危害结果的一致性、行为时间上的持续性及地域上的相连性时，应从整体上择一重罪处罚。
非法狩猎者实施一个狩猎行为时，其对于狩猎的对象即要猎捕的野生动物的种类，除略有侧重外，并无十分明确和严格的选择，基本上可以说凡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对其来说都是见啥打啥，能捕则捕，基于想象竞合犯或牵连犯理论能够解决这种情况下的定罪量刑问题。但是实践中那些肆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分子，通常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在同一禁猎区多次狩猎，或在不同的禁猎区狩猎，根据单纯的想象竞合犯或牵连犯理论无法解决此种情形下的罪数问题。
对于这种持续时间长，情况较为复杂的犯罪，到底看做一罪还是数罪，要从整个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进行综合判定。通过分析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全过程可知，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犯罪故意和目的是同一且稳定的（即猎捕野生动物），猎捕到一般野生动物也可，猎捕到珍贵野生动物更佳是其主观心理的生动体现；行为人的犯罪方法也具有同一性，一般每次均采取同一种方法，也可能为了增加捕获量而更换方法或同时采取多种方法，但均系使用禁用的工具或方法。这种行为模式类似于多次盗窃，系基于一个概括的犯意，反复实施多个相同的具有连续性的行为。鉴于数个行为的性质相同，可将多次分别实施的数个自然行为视为一个法律行为，因此在认定罪数时也与一次狩猎行为相同。
而对于在不同禁猎区狩猎，或前后数次狩猎的时间相隔较远的情形，也应通过综合分析犯意的产生时间、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及危害后果的影响范围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若具有一致性，则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若彼此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则应根据每次行为实际触犯的不同罪名定罪，构成数罪的实行数罪并罚。此外，当被告人因触犯一个罪名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判刑后发现漏罪或又犯新罪的，无论数个罪名是否相同，均应数罪并罚。
4．择一重罪处罚更符合刑法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目的
有观点认为若择一重罪处罚，会给公众一种感觉，即只有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才构成犯罪，而猎捕一般野生动物的行为在案件中没有得到评价。
审判需要怎样的社会效果
刘本荣
审判要讲究社会效果，没有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就失去意义。但是，何谓审判的社会效果，审判的社会效果究竟体现在哪里，到底应怎样正确看待、衡量和评价审判的社会效果？对此，人们的认识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面对同样的审判，同样的审判结果，有人认为充分体现了社会效果，而有人认为则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审判的法律效果是从法律本身这种较具确定性的标准来衡量的，而社会效果则是从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社会基础、法律的作用和功能、法律的价值体现和实现等来衡量的。相比于法律效果，对社会效果的衡量显然更具不确定性、相对主观性，更难以把握。在司法实践中，社会效果的这一特质不仅影响着法官的清晰思维，影响着社会大众对审判的正确评价和认同，而且有时还为一些人有意曲解和利用，成为一种“旗号”和“借口”。
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放的《大法官》中，人们逼真地看到了讲究审判的社会效果是怎样成为了一种“有理有据”的“旗号”。面对金城县农民状告县政府一案，市委书记孙志一再强调的是所谓的“维护稳定”、“保障改革”，所谓的“维护市委和政府形象”，所谓的“爱护一个好干部”，等等。在他看来，这些才是审判应体现的社会效果，而为了体现这些社会效果，牺牲一下法律效果又何妨？应该说，类似的观点和情形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并非个别。
审判需要怎样的社会效果？审判需要的是以法律效果为前提的社会效果，缺少了这一前提，社会效果便失去其意义。具体来讲：
审判需要最终统一于人民利益、统一于“三个代表”的社会效果。相对《大法官》中孙志书记所言的社会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社会效果的存在。这就是，“广大农民利益的极大损害”、“法律权威的被践踏”、“老百姓法律信念的丧失”、“党和政府形象的更大损害”等等。二者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就在孙志书记后来自己所言的“高度”不同。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我们就能够看到审判真正的社会效果之所在，也就能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审判需要法律条文最准确适用后的社会效果。这样的社会效果体现了法律条文和法律内在精神的统一，消除了法律本身固有的不足和弱点，找到了法律规定和具体情形的最佳结合点，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大法官》中，王杏花被判15年，王大凡未被判死缓，就有这样的社会效果。
审判需要法律手段最恰当选择、最合理运用后的社会效果。法官不是适用法律的机器，适用法律不是方程式运算。应当看到，在调解、判决、保全、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和解、公告、送达、职权取证，甚至诉讼进度的把握等等法律手段的选择、运用上，目前我们的法官有较大的自由度，而这种自由裁量权运用的不合理、不恰当，就会产生“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下的实质不公正，就会出现表面具有法律效果，而实际没有社会效果。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的审判社会效果的缺失尤其应引起重视。
审判需要法律效果得以体现、得以实现的社会效果。一个正确的裁判，因为无法执行，未执行，导致的将是裁判的法律效果不能实现，从而法律效果也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果，判决成“法律白条”。一份结果正确的判决书，因为缺乏充分的说理，导致的是法律效果不能体现，导致的是当事人和社会大众对判决的难以认同，从而缺失应有的社会效果。
审判需要法律效果被延伸、被扩大后的社会效果。通过这种效果，我们看到了庭审变成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看到了司法建议的独特魅力，看到了法官到监狱回访，帮助罪犯改造的奇特作用……
初稿于2001年11月5日、修改于11月7日海口
作者：刘本荣 单位：海南省高级法院 邮编：570206
电话：66988158-6811（办） e-mail:liubroo6@163.com
个人独资企业主体资格的确定
郭立军
个人独资企业也称独资企业或独资商号、单人公司、个体企业等，是指由一个自然人单独投资并经营的企业。我国于１９９９年颁布并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称其为个人独资企业，将其定义为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它是我国私营企业中的一种企业形式。
按照法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要具备以下条件：１．要有自己的名称。根据有关规定，企业之名称应当预先申请核准，独资企业也不例外。由于独资企业的业主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故在企业名称中不可以出现“有限”或“有限责任”的字样。在我国，依据公司法之规定和一般的实践，公司一定是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故在登记时，个人独资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可以使用“公司”二字。２．投资人要申报其必要的与其申办企业规模相当的经营资金。该经营之资金不是注册资本，只是经营的条件，而不具有对债权人给以担保的效力。３．有必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４．有相对满足其经营业务开展需要的从业人员。从以上个人独资企业设立所应具备的条件可以看出，它在投资和经营规模上是有别于主要靠个人劳动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的，个人独资企业在规模上已具备了企业的全部特征，因此将其视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去参加市场经济活动，赋予其拟制的人格，有利于扩大其市场交易范围和规模，发挥它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个人独资企业本身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的财产，一旦与外界发生纠纷时，更有利于及时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因此我国将个人独资企业以其他组织形式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
个人独资企业由于企业的存在与业主个人的民事人格不可分割，因此严格来讲，它并非是一种传统民法上的主体概念。通过个人独资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虽然与普通自然人有区别，但它只是自然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自然人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法律上的延伸，其主体事实上是投资业主本身。尽管个人独资企业可以有名称，领取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并以企业之名义与外界发生经济交往，这的确与普通自然人有区别。但这种活动的实质是特定的自然人以法律许可的方式与他人进行民事联系，该自然人承担一切相关的后果，并享受因之而产生的权益。由此，可以说，个人独资企业是企业的一种法律形式，也可以说是自然人的一种特殊类型。因此，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之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须是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从事商业活动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然人。下列人员不得举办个人独资企业：１．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主要对象是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２．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３．对企业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法人代表或因违法经营被吊销营业执照负有个人责任的法人代表、投资者及其他人员，自相关事实发生起未满三年者。４．个人负债较多，未能及时偿还者。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个人独资企业的主体资格实质上是自然人而非法人，这种传统理论观点为各国的立法实践所接受。
按照法律规定，法人团体的投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法人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从它存在的实质来看，它体现个人与团体在财产关系上的分离。但在个人独资企业中，投资人投资于企业中的财产与他的其他个人财产无法分开，企业没有独立的财产且处于单一所有权支配之下，它的财产权、决策权、指挥权、监督权集中于业主一人手中，业主可以凭借他个人的权利随心所欲地处置企业财产，而不违反法律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致使企业的财产与业主的其他个人财产无法划清界限，如果允许个人独资企业的业主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其结果是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为着交易的迅速达成及安全，债权人也只能在与个人独资企业往来时要求业主提供个人担保或设定财产抵押，否则，会大大降低商业交易的安全性，影响个人独资企业正常的商业活动的开展。因此，为了使个人独资企业业主的权利与义务对等，我国在从法律上设定个人独资企业民事主体资格的同时，又在法律上否定了它的法人资格，从而强制性的规定业主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对此，各国制度概莫能外。
个人独资企业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主体，它与投资者个人的民事人格密不可分。我国虽在民商法律中确定了它的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责任，但对个人独资企业被转让后和投资人死亡后民事主体的确定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尚无明确规定，以致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司法实践中也做法不一。笔者在此略抒己见。
投资人将个人独资企业整体出让给别人，企业的形式虽然没变，但投资主体变了。由于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就是原投资人的个人行为，它的转让应视为原企业的消灭，产生的则是新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在转让前以企业名义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事实上是属于原业主之个人债务，当企业脱离业主甚或解散时，债权债务并未发生消灭之事实，业主仍可享有企业存在前以企业名义形成的债权，同时也承担以企业名义形成的债务个人责任。当受让人以给付对价而取得该企业后，它既无权对企业原来的债权主张权利，也没有义务偿还原来的债务，一旦发生纠纷，只能以原业主作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其承担企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当然，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如果达成了由受让人承继企业原债权债务的协议，并通知了企业的债务人，得到了企业债权人的同意，就应按约定由新的投资人清偿债务、主张债权。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原企业业主为逃避债务，无偿或恶意串通低价转让个人独资企业，应赋予企业的债权人对该转让行为的撤销权。
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死亡，因个人独资企业与投资人人身之间的特殊关系，虽然个人独资企业在实际上还存在，但其在民商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已经消灭，剩下的就是债权债务的归属问题。投资人死亡，个人独资企业以及投资人的其他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尚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法律赋予了投资人的继承人选择的权利，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遗产的继承，继承人不必承担清偿投资人债务的义务，也无权向投资人的债务人主张债权。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如何实现自己的债权，也就是向何人去主张权利，是司法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向法院请求保护无须有明确的被告，只要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即应指定清算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和投资人的其他个人财产进行清理，并在确认债权的前提下，以清理后的财产给付债权人，不足部分不再清偿。另一种情况就是投资人的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而是实际占有了投资人的遗产并继续经营个人独资企业，针对这种情况，司法实践中常常以该企业为当事人，并判令继承人对企业原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忽视了个人独资企业主体的自然人属性，侵犯了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对企业原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是投资人个人，投资人死亡该个人独资企业消灭，继承人继续经营个人独资企业的行为是以其继承的遗产重新设立企业的行为，继承人所承担责任的范围是在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的有限责任，继承人如在继承前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债权债务和财产依法进行了清理，并对被继承人的其他财产进行了析产，有证据证明其获取遗产和权益的数额，继承人只在此范围内承担责任。当然如果继承人未经清算就继续经营企业，也不能证明其实际获取的遗产数额，法院有权推定其继承的遗产足以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从而判令其承担清偿责任。再一种情况就是继承人不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也不继续经营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要求其清偿债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人没有放弃权利，它就有义务确定遗产范围，其具体承担责任的界限的举证责任在继承人，如果继承人不能证明他承担的责任范围，就应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承担全部清偿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各种新情况随时出现，有些个人独资企业是以家庭财产出资的，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我们弄清个人独资企业的本质，对民事主体的确定和责任承担是不难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