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证据

2000年10月20日 16:28 刘星

清朝道光年间，有一官员叫邓廷桢。邓廷桢名震四海。因为，他曾和林则徐一起同英国人打过鸦片战争。史书对此夸过两句。邓大人是嘉庆进士，为官精明，细中有细，办案子也是口碑极好。

邓廷桢曾作过西安知府。以今人眼光来看，知府一类的官员，在工作上可称作“万金油儿”。大凡辖内之事，均要过问。这是职责。审案断狱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是不能不管。作为知府的邓廷桢，审过一个案子。

此案为砒霜毒杀。原来，当时汉中兵营里有个叫郑魁的士兵，被控谋杀。证据显示：他把砒霜放入了一个馒头里；馒头被人吃了；吃的人最后一命呜呼。证据除砒霜、验尸报告之外，就是三个证人证言了。证人有卖砒霜者、卖馒头者，另外一个是卖者二人的邻居妇人。

邓廷桢开始时对其他证据没啥疑问，惟独觉得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的证言，暗藏蹊跷。他在琢磨，这卖馒头是种生意，此等生意为薄利买卖，一定要多些人来关照才能维持下去。这人一多，卖者怎能记住“买者买了几个馒头”，“具体何时光顾”，“一日有多少人向其递过银两”，以及“每个买者具体相貌”之类的问题。

就这样，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被传到了官府。两人一进衙门，邓廷桢便开门见山，径直讯问：“卖馒头的，你一天下来卖多少馒头？”卖馒头者说：“回大人话，一天下来至少二三百个。”邓廷桢又问：“买馒头的平均一次买几个？”回答是：“三四个。”邓大人自言自语道：“这么说来，你这一天，多少也要遇上百来号顾客了。”回音儿跟着出来：“那还用说。”

邓廷桢趁势追问：“这百来号人的样子、姓名、买馒头的时间，你能记清楚？”卖馒头者想都没想，回答：“自然是不行，大人您才有这本事。”邓廷桢瞪了那人一眼，喝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何独独记下郑魁在某日买下你的馒头？！”卖馒头者傻了，半晌儿答不出话来。最后，他照实招了：是县衙门为了破案，要他这么说的。一问那邻居妇人，情形也是差不多。

回头再瞧验尸报告，上面仅说：死者嘴唇发青。再仔细解剖尸体，查明死者死于狂犬病。这病也会使死者嘴唇发青。原来，死者的确和郑魁斗过嘴儿，不过，郑魁买砒霜是为了毒死小老鼠。至此，案情清晰了。

案子审得算是不错。邓廷桢为自己光荣历史也添上了一段佳话。

只是，我们这里更为关心这样一种现象：在刑案审判中不断追问证据。国人在刑案审判中，对证据的态度，往往像侦查破案那样，力求向证明犯罪成立的方向使劲儿，并不经常怀疑追问证据，除非遇到了特别意外的情形。因为，国人容易具有这样的观念：刑案审判，是国家对付犯罪的手段，国家利益第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第二，而且，那权利甚至可能是不重要的。

邓廷桢的审案方式，便是反向怀疑追问证据。换个说法，已经有许多证据搁在那儿了，但是，判官应该不断设置疑问、排除疑问，反复推进，……直至证据无法怀疑了，再定罪。这样一种方式的背后观念，是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起码，并不认为国家利益一定时时处处都在个人权利之上。虽说那阵儿的邓大人脑袋里没有“权利”的词汇，可类似的意思，却是有的。

说来，不少“洋鬼子”对刑案证据的态度，大体和邓大人的差不多。就是那会儿的英国人，也是这般。在刑案审判中，英国人不仅有法官，还有一窝陪审团。这些角色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设置怀疑、排除怀疑，反复推进，将证据打破砂锅问到底。只要有点疑问，便不定罪。直到没有怀疑了，才把嫌疑人定为罪犯，打进大牢，或者送入阴间。

邓廷桢式的“追问证据”，没有流传开来。个中原因，蛮复杂。而且，有时的确难说这样追问证据就一定是不错的断案方式。社会太乱，犯罪丛生，邪恶之火难以抑制，便需要基本证据确凿即可定案的审判方式。打破砂锅问到底，是耽误工夫。但是，“追问证据”有时是有意义的，毫无疑问。


愿告赢部委诉讼成为农村法治的播种机

杨涛

150名无锡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行政不作为案已于3月18日在市一中院宣判。国土资源部一审败诉，法院判决国土资源部受理150名农民针对国土资源部《关于无锡市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的批复》所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北京晨报》3月21日）
这场诉讼的胜诉对于这150名无锡农民来说，意义其实有限，因为他们所赢得的只是国土资源部必须受理他们所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至于他们的土地纠纷是否能如他们所愿得到解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过，尽管如此，这场诉讼的胜利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其法治的普及意义却有着超出案件本身的积极影响，不可小觑。
比起民事、刑事诉讼来讲，行政诉讼的起诉率历来都比较低，因为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因为担心遭受到行政机关的打击报复，不敢起诉。而且目前的行政诉讼中，原告胜诉率较低的现状，更是让他们不愿去起诉。近年来，尽管农民起诉国家部委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所能获胜的机率就更低了。去年12月，辽宁省沈阳七位农民因不满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状告国土资源部案在一审中就败诉。
但如果不敢、不愿进行行政诉讼，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会放弃要求有关部门对自己的权利救济。他们不走诉讼途径，就可能走上访的道路。他们会将希望寄托于人治状态下的清官“包公”式的人物出现，不惜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这无穷尽的上访之路上，而矛盾层层堆积在各级政府之间，让政府机关不堪其负。
而要让更多的矛盾在司法途径解决，就要让那些行政相对人愿意和敢于到法庭上来，这就要求法院要尽可能敞开大门让民众方便诉讼，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让民众有理有说处，感觉到诉讼不是一个摆设。
在这场诉讼中，代表150名无锡农民前来出庭的胡雪妹等4位村民代表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报道说“4位江苏农民操着浓重的家乡话和国土资源部的政策法规司官员法庭论法，但他们有板有眼的表现并不比专业律师差。”这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经过法治熏陶的农民其实并不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异乡，面对国家部委，赢了这场诉讼，经过这么一场诉讼，他们能感到法律的公正、诉讼中的人格平等，感受到法庭是真正说理的地方。无疑，他们将带着这种感受回到他们的乡土，传播他们直接感受，传播一种法治的理念，让更多的乡土中人感受到法律的尊严，让他们更加有信心去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被乡土的农民自己成功的实践，比任何书本和官员的高谈阔论式的说教，更具有生命力。
民主需要实践，法治的理念的深入人心，同样需要实践，在实践中，人们开始领会民主和法治的力量。因此，如果说“海选”是农民的民主实践的话，那么一个个诉讼获得胜诉，则是农民进行法治的实践，最终让法治的理念如细雨润物一样无声地潜入每个农民的心底。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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