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证券公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证券公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各证券公司：
为规范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活动，根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7号，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和《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4】96号）等规定，现就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试点原则
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是证券公司一种新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形式，目前尚无成熟做法和经验可循。为稳妥推动该项业务的开展，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证监会对于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在试点阶段，中国证监会将严格限定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公司范围，仅允许已通过评审、成为可从事相关创新活动试点的证券公司试行办理此项业务，待积累一定经验后，再逐步推开此项业务。
证券公司此前已开展的集合性资产管理业务须按照《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清理。
二、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基本规范
证券公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应当根据《试行办法》的规定，遵循如下业务规范：
（一）内控制度
1、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建立严格的业务隔离制度。公司负责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和负责自营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由同一人兼任，严禁分支机构对外独立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2、建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员制度，即应当指定专门人员具体负责每一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管理事宜。投资主办人员须具有三年以上证券自营、资产管理或证券投资基金从业经历，且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无不良行为记录。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其投资主办人员不得管理其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严格执行相关会计制度的要求，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建立独立完整的账户、核算、报告、审计和档案管理制度，设定清晰的清算路径和资金划转渠道，保证风险控制部门、监督检查部门能够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运作和管理进行有效的监控，切实防止账外经营、挪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及其他违法违规情况的发生。
（二）推广安排
1、证券公司可以自行推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或证券公司代为推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并签订书面代理推广协议。证券公司对代理推广机构的推广活动负有监督检查义务，发现代理推广机构违反《试行办法》规定的，应当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当按约定解除代理推广协议，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2、证券公司、推广机构应当严格按照经核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推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严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及其他公共媒体推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证券公司、推广机构应当保证每一份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金额不得低于《试行办法》规定的最低金额，并防止客户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期间，应当由托管银行负责托管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有关的全部账户和资金，证券公司和推广机构应当将推广期间客户的资金存入在托管银行开立的专门账户。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完成、开始投资运作之前，任何人不得动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
6、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活动结束后，证券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7、证券公司、托管银行及推广机构应当明确对客户的后续服务分工，并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协议、客户明细、交易记录等文件资料。
（三）投资风险承担和证券公司资金参与
证券公司应当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等有关材料中向投资者进行明确的风险提示，说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承担。
证券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所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应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或其他内部授权程序的批准，并在计算公司净资本时，根据投入资金所承担的责任如实扣减公司净资本额。
（四）登记、托管与结算
在试点阶段，证券公司应当选择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进行托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的结算模式办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结算业务；实现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严格的独立存管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可以按照经纪业务的结算模式办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结算业务。证券公司、托管银行应当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有关规定承担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交易结算的最终交收责任。
托管银行应当按照《试行办法》的规定，为每一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理开立专门的资金账户，账户名称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同时，为每一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上海、深圳分公司）代理开立专门的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证券公司－托管银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证券公司应当负责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估值等会计核算业务，并由托管银行进行复核。
（五）席位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证券交易所的投资交易活动，应当集中在专用的席位上进行，并向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备案。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中的债券，不得用于回购。
（六）投资组合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组合安排应当遵守《试行办法》的规定，并符合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证券公司应当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始投资运作之日起六个月内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因证券市场波动、投资对象合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模变动等外部因素致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组合投资比例不符合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整。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申购新股，不设申购上限，但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该计划的总资产，所申报的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证券公司担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股票，应当遵守《试行办法》关于关联交易的限制规定。
托管银行、证券交易所应当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发现有重大违规行为的，须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七）流动性要求
1、证券公司应当根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情况，保持必要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以备支付客户的分红或退出款项；
2、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可以约定，当客户在单个开放日申请退出的金额超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一定比例时，证券公司可以按比例办理退出申请，并暂停接受超过部分退出申请或暂缓支付，但暂停或暂缓期限不得超过二十个工作日。
3、证券公司及其代理推广机构不得为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转让事宜，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信息披露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始投资运作后，证券公司、托管银行应当至少每三个月向客户提供一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报告和托管报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及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试行办法》的规定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运营情况单独进行年度审计，将审计意见提供给客户和托管银行，并报中国证监会及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九）费用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期间的费用，不得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中列支。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期间发生的费用，可以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列支，但应当在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中做出明确的约定。
证券公司、托管银行、推广机构不得采用低于成本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三、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或批准程序
（一）申报
证券公司申请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应当根据《试行办法》及本《通知》附件规定的内容与格式制作备案材料或申请材料（以下简称申报材料），并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拟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合规性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出具法律意见。上述申报材料一式四份（至少一份为原件），其中报送中国证监会三份，报送证券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一份。
证券公司已依法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且仍存续的，在申请设立新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时，应当就拟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公司目前所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其差异进行说明。
（二）受理
中国证监会自收到申报材料后对申报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并书面通知证券公司是否受理其申请。
证券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应当按照《试行办法》及本通知的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自中国证监会决定受理其申报材料后十个工作日内，将对申报材料的书面意见报送到中国证监会。
证券公司已申报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尚在审核期间或者已核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未开始运作之前，暂不受理其设立新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申请。
（三）审核
中国证监会受理申报材料后，结合有关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合规情况，对拟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审核。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申报材料，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作出无异议或批准的决定；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作出有异议或不予批准的决定。
托管银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无异议或批准的决定到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上海、深圳分公司）开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证券账户。
四、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后续监管
（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设立情况的报告
在中国证监会出具批复或无异议函后，证券公司及其代理推广机构方可开展有关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推广活动。
证券公司应当将集合资产管理合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等正式推广文件向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备，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推广和设立工作。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正式推广文件应当与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本内容一致。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后五个工作日内，证券公司应当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推广、设立情况和验资报告向中国证监会及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备。中国证监会及有关派出机构可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推广设立情况、技术系统情况等进行现场核查。
（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运作和信息披露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后，证券公司、托管银行、推广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试行办法》、本《通知》的规定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托管协议、代理推广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托管和推广职责，办理客户参与和退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分红等事宜。
证券公司、托管银行应当按照《试行办法》和《本通知》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过程中，发生变更投资主办人员、变更代理推广机构、巨额退出或出现其他可能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持续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的，证券公司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中国证监会和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向客户披露。
（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展期、解散或终止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届满拟展期的，证券公司应当至少在届满前三个月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提出展期申请，比照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规定提交展期申请材料，并提供拟展期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设立以来运作情况的说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情况良好，未发生违法违规情况，且仍符合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条件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可以展期。
拟终止或者解散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证券公司应当至少提前一个月向中国证监会及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或解散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向中国证监会及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四）日常监管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应当加强对辖区内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设立、推广和运作等活动的监督检查，并负责对辖区内证券公司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建立专门的档案，督促有关证券公司和托管银行按时报送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季度报告，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运作、信息披露、客户服务等事项实行持续动态监管，发生重大情况的，及时上报中国证监会并通报相关派出机构。
证券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与有关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之间应当及时沟通、协调有关监管事宜。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对辖区内证券机构擅自开展集合性理财活动或从事其他违反《试行办法》或本《通知》规定的活动的，要依法予以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五、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业协会的职责
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试行办法》和本《通知》的规定尽快补充完善证券公司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业务规则，加强对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活动中账户开立、投资交易、回购业务、信息披露、托管结算等事项的监管，切实防范业务运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遇到重大情况时，须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通报证券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证券公司、托管银行应当按照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要求报送有关资料。
证券业协会应当根据《试行办法》和本《通知》的规定加强对证券公司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自律管理和行业指导，制止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对证券公司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运作情况跟踪记录。
附件：
1、 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申报材料的内容与格式
2、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主要内容
3、 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内容指引
4、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人员情况登记表
二OO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申报材料的内容与格式.doc
附件二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主要内容.doc
附件三 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内容指引.doc
附件四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人员情况登记表.doc
学习孙谦副检察长在第五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和省级院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上讲话精神之一
理性对待暂缓起诉制度
段明学
暂缓起诉，德国称为“起诉保留”（或“附条件不起诉”），日本通称“起诉犹豫”，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而是在规定的期限内视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在规定的期限内，若犯罪嫌疑人表现较好，检察机关就不再对其进行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现不好，检察机关就要对其进行起诉，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暂缓起诉本质上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视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表现而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暂缓起诉起源于德国和日本。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刑事犯罪攀升导致的对诉讼经济的要求。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犯罪案件不断攀升。在起诉法定主义下，检察官对所有犯罪都必须起诉，导致刑事积案与日俱增。为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由于犯罪大量增加，法官、检察官人数有限，刑事裁判的运营和监狱的维持所需费用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如何缩短刑事诉讼程序、减轻司法和财政压力，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明治18年（1885年）的司法大臣训示明确提出了对轻微犯罪采取不立案或警告释放的方针，要求减少公诉的提起和裁判。明治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赋予检察官可以采取不起诉、缓起诉等自由裁量权，尽量减少囚犯人数。到了明治后期，即使并不是非常轻微的犯罪，根据情节也可以暂缓起诉。大正11年（1923年），日本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明确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情节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第279条），日本的起诉犹豫正式得到法律的承认。在德国，长期以来实行起诉法定主义，检察机关对所有刑事案件，都必须提起公诉。但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方面，德国在二战后犯罪现象明显呈上升趋势。犯罪嫌疑人已由六十年代的100万上升至九十年代的700万。另一方面，犯罪日趋复杂化，环境犯罪、经济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使调查取证出现很大困难。虽然犯罪形势发生变化，但司法人员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犯罪形势的严峻与司法资源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为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的压力，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接受了起诉便宜原则即机会原则。实行起诉便宜主义，意味着并非一切犯罪都必须提起公诉，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权衡有无追诉的必要，法律授予检察机关在确定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一定的裁量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德国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力就是可以对轻罪实行暂缓起诉。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德国的“起诉保留”和日本的“起诉犹豫”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德国的起诉保留主要适用于轻罪，对于重罪不予适用，而日本“起诉犹豫”并不受犯罪轻重的限制，而由检察官根据犯罪人性格、年龄、境遇和犯罪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情况来确定；第二，德国规定了考验期，即要求被告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相应义务，包括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这些要求时，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这些要求、责令，不退还已经履行部分，并且要作为轻罪追究。在日本，法律没有规定考验期，但存在起诉“犹豫”期。检察官如认为有追诉必要时，可以在追诉时效届满前随时撤销原决定，无条件地重新决定起诉。
应当说，暂缓起诉在实现案件繁简分流，降低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预防犯罪等方面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由于德国长期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因此对暂缓起诉控制较严，但仍有4％的刑事案件通过暂缓起诉程序处理。在日本，起诉犹豫与起诉到法院判处缓刑相比，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方面更能发挥较好的作用。1980年被起诉犹豫的人员在3年内重新犯罪率为11.5%，而同期被判缓刑及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分别为21.5%和57.2%。因此，起诉犹豫在实务中被广泛运用。近几年，起诉犹豫占全部不起诉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比利时和我国台湾地区等都有暂缓起诉的规定。
当然，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暂缓起诉若运用不当，也可能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进而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各国都高度重视对暂缓起诉的监督制约。在德国有法官主导的强制起诉程序，日本有准起诉程度及检察官、法官、律师、大学教授等组成的“检察审查会”对检察官的决定予以审查，以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这一权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法机关在通过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没有关于暂缓起诉的规定。对任一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后，只能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暂缓起诉的权力，检察机关对拟不起诉的案件，仅仅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作出不起诉决定，缺乏对犯罪嫌疑人深入充分的考察监督。因而不起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十分理想。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检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常常通过检察建议，请求有关单位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行政处分以对其行为进行惩戒。然而，这种做法有悖国家设立不起诉制度的初衷，并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没有考察监督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充分的了解，因而作出不起诉决定时显得有些草率。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允许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监督，根据对犯罪嫌疑人考察监督的情况再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这对于保证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对于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实现诉讼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实践暂缓起诉制度。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理论的指导及论证，各地的认识十分模糊，做法极不统一。如在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上，有的检察机关将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限于未成年中学生，有的检察机关将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扩大到成年的大学生。对于暂缓起诉的滥用也没有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这里不谈各地实行暂缓起诉取得的效果，首要的问题是，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在法治社会，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和一体遵行的效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和僭越法律。检察机关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依法享有和行使；法律没有授予的，检察机关不得为之。这乃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在省级院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我们：“错误的、随意的、违法的改革，不仅不会推动我们的工作，反而会延缓改革。有的所谓改革，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今天的改革很可能被明天再改革。尤其现在国家在制定司法改革方案和修改相关法律，我们不能自行其是，而要依法办事。”他还强调指出：“我看了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我们西北地区某基层检察院对一起案件做了暂缓起诉。我认为，包括零口供、辩诉交易等，可以进行理论探讨，但法律未修改或未经试点授权，是不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法律监督机关尤其不能这样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目前，许多地区的检察机关无视法律，打着“改革”的幌子，在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及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盲目上马。结果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既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影响了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因此，对于搞暂缓起诉、与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等，这于法无据，应当坚决予以制止。
诚然，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社会变化无常，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法律应当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相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突破法律的既有框架行使权力。借口“改革”、“试验”而突破法律是不理智的，它将破坏法制的稳定性、严肃性和统一性，使法律形同虚设，对整个法制建设带来灾难性后果。正确的作法应当是，树立在法律框架内改革的意识，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暂缓起诉、辩诉交易等，确实需要实行的，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试点、实施，待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施行。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