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完善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

王明水 李海根


【内容摘要】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和纠纷解决模式，在解决民商事矛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诉讼进程的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多元化和法治进程的不断前进，民事调解制度则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和滞后的地方，这就越来越要求诉讼审判方式的创新和与时俱进，调节制度务必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诉讼 民事 调解 制度 完善


一、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基本涵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赋予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职能，相应的也规定了人民法院调解所遵循的原则和准则，这首先从程序法的角度使得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立法上得到了保障和法院调解制度更加完善及严谨。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来说，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最终以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项诉讼活动和制度。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是我国法律工作者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研究成果。民事调解具有灵活、简单、便捷、多元、高效的特点，以合法、正义、自愿等为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中，民事调解制度更是发挥着其应有的价值并在民事诉讼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二、当前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在我国司法进程的历史中，调解曾一度被动的作为一项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着调解优先、片面追求调解率，甚至出现了在司法实践中强迫调解的局面。但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完善和发展，民事调解制度已经成为民事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行之有效的解决争议的方法之一，在我国的民事司法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解决社会民事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较大部分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并且这种结案方式也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和提高了司法效率。在当前我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系及诉讼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我国的民事纠纷也相对多样化，相伴着的民事调解制度在当前司法模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其应有的价值和社会效应。

三．当前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规定与处分原则相悖、调解目的不符
　　处分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由其自己自由支配的权利。调解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是调解或判决。即使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当事人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事实不再细查，对责任不再深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则调解协议就应认定为有效，为什么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能调解呢？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是与处分原则相悖的，添加了法院的庭审判决色彩。并且，规定调解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与调解的目的和初衷也不相符。调解的目的是为了使纠纷得以简便、快捷的处理，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强调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调解，离判决也只是一步之遥，会消耗了较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源等，从而达不到节约司法资源、省时省力的特点，最终使得其应有的优势和特点得不到有效的表现和发挥。
（二）、当事人的反悔权与调解本身特点及效益相悖。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协议达成后，当事人还可通过在调解书送达前以拒签调解书的方式而使已成立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这种立法规定，虽然是赋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实际上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与现代契约精神不符。在实践中，会使得原本的调解工作很可能全部归于云烟，这也是违背了司法效率和效益原则，本质上不利于案件的进程和民事调解作用的发挥。
（三）、审判权与调解权相交织。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无论是在庭审之中还是在调解过程中，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着较大的“权力”。调解本质上只是审判权的一种体现方式，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往往给当事人形成一种误区，使得审判与调解相交织。与此同时，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少数法官在审理案件可能就漠视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而去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当事人之间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交流，不能将自己的意见、看法表达出来给予对方考虑，从而可能使得矛盾更加深化反而不利于理解的进程。若在这样的前提下得以调解且达成协议的话，显然这种协议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和权力性，最终与自愿、合意原则相违背而结案，极大的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使用调解解决纠纷的适用范围过于广泛。
　　根据法律规定，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及损害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又可能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双方的非法目的。另外，从审级上看，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是鼓励用调解的方式平息纷争，促使各方友好相处。但实质上无审级限制的调解掩盖了这样一个矛盾，当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利时，当事人往往通过调解来修正判决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后果。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而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

四、完善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相关构想。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事纠纷的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民事调解将以高效性及灵活性等特点，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和需要改革的，针对目前我国民事调解机制的现状，我们理应对当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笔者认为，在调解制度中，立法硬性的规定把“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前提并不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当然，当民事纠纷进入到审判阶段的时候，审判人员务必做到最基本的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去对待整个案件。而调解则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民事调解制度从头至尾贯穿着自由权利，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本质上是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根据权利自由处分的原则，只要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交流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就可以解决相关矛盾和纠纷。在这一前提下，只要双方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审判人员在对案件有基本的是非认识，就没有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必要。在以上基础之上，审判人员即可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进入调解程序，使得案件进程更加高效。简而言之，民事调解制度的价值之处就在于当事人自由合意的权利而最终解决纠纷。试想，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硬性规定之下，针对任何案件必须做到是非清楚，则调解制度的高效性和灵活性又从何谈起。综上所述，针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以上相关规定，是与民事调解制度的本意及特点有相斥之处，对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规定，有待商榷。
（二）、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加以限制。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在审判人员的主持及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愿的条件下，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纠纷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的时间自认为当前的纠纷已得以化解和解决，况且，此时自愿达成的协议，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新的契约，理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相对约束力。可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却赋予当事人在调解书签收前的反悔权，且无需任何法定理由。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这一权利规定不但违背了合同契约的一般遵守原则，并且最终破坏了调解协议的自愿原则，对纠纷的高效解决和司法的稳定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享有无条件的反悔权，存在着一定的商榷性，有待斟酌。那么，从司法角度来说，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在意思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经法院审查认可后即可确定其产生法律效力，该效力与判决效力一致。根据该程序，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则仍可申请强制执行予以解决，这是对民事调解制度及调解协议的一种司法肯定和权威保障。
（三）、把握好法官在民事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定位。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判决是两种不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模式。调解自身的一些特点决定了其与判决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就相应的要求法官在整个调解过程之中具有不同的素质和不同的角色定位，这在本质上就是不能让调解权与审判权相混谈。针对民事调解制度来说，法官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扎实的诉讼理论，一定的司法经验和睿智的调解手段等，都将会影响到调解的进程效率和成功与否。固然，法官作为处理纠纷的中间人，应当做好引导工作，适时的因势而调整好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以审判权力来代替于调解之中，同时, 法官始终不要忘了自己仍是以法官的身份在调解案件，必须始终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将自愿、公平、公正作为一项基本的调解原则。法官在民事案件调解工作中的角色定位是一项综合性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官在调解工作中角色定位，反应出我国司法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和民事调解制度的必然要求。
（四）、予以界定民事调解制度中的调解适用范围。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庭前调解还是庭后调解等，调解的适用范围都较为广泛；并且在适用程序上，一审、二审及再审阶段都可适用；在适用可调解案件范围上，除一些非诉及特殊案件外，其他一切案件几乎可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此范围过于宽泛。针对这些情况规定，笔者认为，调解应把它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比如，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等以及督促案件、公示催告案件等，在当事人对立上并不能明确，若使用调解机制予以解决的话，将有违调解制度的公平、公正原则等。其次，对于一些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也应当予以考虑是否适用民事调解。在适用程序上，诉讼调解应仅限定在一审程序中适用，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而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任何一个司法机制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及特殊性，而不能将其概括性的予以泛化，只有具体的将其予以适用界定，才更加有利于机制的有效发挥和应有的功能。
（五）、在立法上对调解程序予以规范化和严谨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在进入司法程序后，一个案件是通过调解还是开庭审判，可以给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就这种思维考虑，结合当前我国的调解机制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程序的启动应当采取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原则，法官的职权主义应该为例外。就上文阐述的一些特殊程序案件以外，其他民商事案件是否进入调解程序，必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由双方当事人来决定。不过，鉴于我国当前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法官审判负担异常繁重的现状，应当提倡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引导双方当事人试行调解，可以事先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若双方都同意调解，便可进入调解程序，这实质上还是由当事人启动调解程序，并非法官强制调解。进入审判程序后，法官不再主动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要启动调解程序，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同时分别提出申请，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调解，法官应处于居中地位，调解不成则应及时判决。同时，也应当对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次数做一个适当的限制，以免对案件造成不必要的拖延和增加诉讼成本及司法资源。
　　民事调解制度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理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是我国司法实践长期积累的经验，对我国司法进程发展和解决社会纠纷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社会资源，充分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应有功效，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独特作用，总结相关不足与弊端，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司法现状，创新民事调解制度模式，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市场经济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民事调解制度只有在进步中发现不足，在不足中寻求改进，在改进中再得到进步，逐渐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良性发展趋势。在公平、正义、高效等基础上，使得我国民事调解制度更加完善，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司法进程的道路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考文献：
1、常怡著《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2、张文显著《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2005年11月25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三条 水资源管理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科学调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逐步加大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省设立的水利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保护水资源意识、节约用水意识和水患意识。鼓励研究节水技术，推广节水工艺、设备和产品，建立节水型社会。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行节水灌溉方式和节水技术，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发展节水型农业。
工业用水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增加循环用水次数，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严格限制引进高耗水、高污染的工业项目及设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降低城乡供水管网漏失率，提高生活用水效率。
第七条 全省水资源的综合规划和跨设区的市的流域综合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前款规定以外的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按照管理权限，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水资源综合规划和流域综合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相协调。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的水资源专业规划，征求同级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防洪、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规划的编制、批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航运、渔业、防沙治沙等专业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征求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意见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经批准。
第九条 建设水工程项目，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水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批准前，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对水工程项目是否符合流域综合规划进行审查：
（一）在跨设区的市的河道、湖泊、水库上建设水工程项目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其中，属于省设立的水利流域管理机构管辖范围内的水工程项目，由流域管理机构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二）在跨县（市、区）的河道、湖泊、水库上建设水工程项目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三）在其他河道、湖泊、水库上建设水工程项目的，由有管辖权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建设水工程项目涉及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水资源状况，兴建蓄水或者外调地表水工程，鼓励开发、利用雨水、洪水、海水、矿坑水、再生水等资源，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沿河、沿湖、沿海地区应当保护湿地，改善生态环境。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统一规划布局水文、水资源监测站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定期发布水资源公报。
有关部门的水质监测数据、资料实行共享。属于基本水文资料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开；其他水文资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有偿使用。
第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或者以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开发利用水资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修建水库的，应当按照规定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管理的灌溉、供水、发电等各类水工程，应当服从防汛抗旱统一调度。
第十三条 直接从河流、湖泊、水库和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并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四条 河道、湖泊、水库的水功能区划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跨设区的市的河流、湖泊、水库的水功能区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其他水域的水功能区划，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十五条 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活动以及向水体排污，不得降低水功能区划确定的水体功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核定该水域的纳污能力，向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
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应当作为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案的重要依据。
第十六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并予以公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止饮用水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保证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不得从事工业、养殖、旅游、餐饮、建筑等影响水源水质的活动。严禁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第十七条 禁止在水库、渠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需要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排污单位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十八条 在地下水超采地区，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有关部门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区或者限制开采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告。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不得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地下水取水工程。对已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调整开采布局，逐步压减地下水开采量，直至限期封闭。
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内，确需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地下水取水工程的，应当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对已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逐步核减各取水单位的地下水开采量和年度用水计划。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程建设，通过人工回灌、建设地表水供水工程和地下水库工程等措施，防止地面沉降、水源枯竭、海水入侵和水质恶化。
禁止向渗井、渗坑、裂缝、溶洞以及弃用和报废水井排放有害物质。报废水井应当由原使用者及时封闭；拒不封闭的，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封闭，所需费用由原使用者承担。
第二十条 直接从河道、湖泊、水库或者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取水许可证，并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法律、法规对农业和农村取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前款规定取得取水许可证后，方可开凿取水井。凿井施工结束后，应当在十日内向取水口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成井资料。
任何施工单位和个人不得为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开凿取水井。
第二十一条 水资源费实行分级征收，纳入财政管理。
非灌溉用水日取地表水四万立方米或者日取地下水二万立方米以上的，其水资源费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也可以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其他水资源费，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管理权限征收。
第二十二条 用水应当计量，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
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和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第二十三条 对直接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且耗水量高、节水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进行节水改造；拒不改造或者改造后仍未达到规定标准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核减其取水量直至责令停止取水。
第二十四条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取水口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取水计量设施，并保证其正常运行。未安装计量设施或者计量设施已安装但不能正常运行的，在安装或者修复前，取水量按照取水设施日满负荷取水量计算。
第二十五条 河道、水库大坝、灌区工程的管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经批准的防潮工程验收合格后，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下，由投资主体实施具体工程管理。
因水利工程建设修建的跨河、跨渠交通桥、生产桥等非水利工程，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明确管理主体，保障通行安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限期消除水工程险情，保障本行政区域内水工程安全。
水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程管理单位依照下列规定提出划定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一）河道、水库大坝、灌区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划定；
（二）防潮工程的管理范围为临海面堤脚外一百米和背海面堤脚外一百米之间的范围，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外延一百米；
（三）河口的管理范围为多年平均最低潮水位以上至河道堤防之间的设计行洪区域。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水工程，应当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前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
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设置界桩。水工程管理范围内划拨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由水工程管理单位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第二十七条 在河道、水库大坝、灌区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水、跨水、临水工程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水工程管道、电缆等，其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并应当按照管理权限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因建设前款规定的工程设施，占压、损坏原有水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在限期内恢复原状；无法恢复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财政、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在河道、湖泊、水库、人工水道、蓄滞洪区等管理范围内从事采砂、取土、淘金等活动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河道采砂许可证，缴纳河道采砂管理费，并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开采。法律、行政法规对河道采砂的审批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堤防安全和河势稳定的需要，划定河道沙石禁采区和禁采期，并向社会公告。
在禁采区、禁采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采砂活动，并及时将采砂机具运出，以保障防洪和通航安全。
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利用河道、湖泊、水库从事养殖、旅游、体育、餐饮等活动的，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服从防洪安全和水工程运行安全的需要。
利用国有水库从事前款规定活动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三十一条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设区的市交界线两侧各五公里、县（市、区）交界线两侧各三公里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政专职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水政巡查制度，对违反水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加强监督检查。
水政监察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在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的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修建水工程的；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修建水库的；
（三）未经批准，在河道、水库大坝、灌区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水、跨水、临水工程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水工程管道、电缆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工业、养殖、旅游、餐饮、建筑等影响水源水质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停产停业，限期迁出。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水库、渠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地下水取水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或者封闭其取水工程，并可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或者封闭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拆除或者封闭，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违反本办法规定，为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开凿取水井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取水口未安装计量设施或者计量设施已安装但不能正常运行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对危害防洪安全、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可以查封、扣押专用于采砂的机具：
（一）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的；
（二）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砂的；
（三）未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和作业方式采砂的。
第三十八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省设立的水利流域管理机构依照本办法规定，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执行水资源规划的；
（二）不依法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意见的；
（三）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对法定收费项目不按照规定收缴或者截留、挪用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1989年12月29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水资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