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149号

　　《广东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已经2010年9月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届6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广东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

　　本实施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是指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包括省外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我省依法设立的分公司；省属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省直有关部门或省属企业依法出资设立并控股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第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经营原则，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并遵守合同的约定。

　　第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法律、法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为客户保密，不得利用客户提供的信息从事任何与担保业务无关或有损客户利益的活动。

　　第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七条　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以及各地级以上市金融局（办）是我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部门。省金融办负责全省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及终止的审查批准工作，承担对全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省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由省金融办负责。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是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处置的第一责任人。各市金融局（办）具体负责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相关事项的初审或审查批准工作，承担对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的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

　　

第二章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八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经省金融办审查批准。

　　经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在公司名称中冠以“融资担保”字样，由省金融办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

　　（三）有符合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其他从业人员。

　　（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七）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的任职资格按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实行地区分类管理。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市为一类地区，其余地区为二类地区。一类地区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亿元，二类地区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

　　第十一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应载明拟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地、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等事项。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应载明主要业务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情况、市场需求分析、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规划、风险控制措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等内容。

　　（三）章程草案。应包括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股权结构等内容。

　　（四）股东关于入股资金来源合法性及持续出资的承诺书。

　　（五）股东出资的验资证明。

　　（六）股东基本情况的报告。包括法人股东近三年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资信等情况，以及自然人股东入股资金来源、资信等情况。

　　（七）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和资格证明。

　　（八）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消防设施合格证明等材料。

　　（九）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十）省金融办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连续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两年以上，近两年连续盈利。

　　（二）一类地区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应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二类地区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应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三）近两年每年累计发生的代偿损失或投资损失不得高于净资产的5%.

　　（四）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五）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省外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具备上述条件，其中注册资本应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第十三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由拟设地市金融局（办）受理申请并提出初审意见，报省金融办审查批准。

　　第十四条　省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省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征得总公司所在地市金融局（办）同意，向拟设地市金融局（办）提出申请。市金融局（办）提出初审意见，报省金融办审查批准。省属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由省金融办征求拟设地市金融局（办）意见后审查批准。

　　省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省外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报经总公司所在地市金融局（办）和省金融办同意。

　　省外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省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征得其总公司所在地省级监管部门同意，向拟设地市金融局（办）提出申请，由省金融办审查批准。

　　第十五条　非融资性担保机构申请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必须具备本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按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程序提出申请，由省金融办审查批准。

　　第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向所在地市金融局（办）提出申请。市金融局（办）提出初审意见，报省金融办审查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组织形式。

　　（三）变更注册资本。

　　（四）跨市变更公司住所。

　　（五）调整业务范围。

　　（六）变更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或实际履行相应职责的人员。

　　（七）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八）分立或者合并。

　　（九）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距公司登记注册或前一次变更注册资本至少六个月以上。

　　第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下列事项之一的，由所在地市金融局（办）负责审查批准，报省金融办备案。

　　（一）除跨市以外变更公司住所。

　　（二）变更除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或实际履行相应职责人员以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分支机构变更住所、业务范围、高级管理人员。

　　（四）修改章程。

　　（五）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第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事项以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设立与变更事项应当提交的文件、资料清单，由省金融办另行规定。

　　融资性担保公司经审查批准的变更事项，涉及变更经营许可证的，由省金融办按规定换发经营许可证；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凭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自批准设立之日起，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连续六个月以上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由省金融办收回经营许可证，并告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因分立、合并或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所在地市金融局（办）提出申请，市金融局（办）提出初审意见，报省金融办审查批准。融资性担保公司应提交解散理由、或有债务保障措施及债务清偿计划等资料。

　　第二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有重大违法经营行为，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由省金融办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予以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解散或被撤销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债务清偿计划及时偿还有关债务，落实或有债务保障措施。市金融局（办）监督其清算过程。担保责任解除前，公司股东不得分配公司财产或从公司取得任何利益。

　　第二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依法实施破产。

　　第二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解散、被撤销或破产的，由省金融办收回经营许可证，并告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五条　省属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变更、终止等事宜，由省金融办直接受理并审查批准。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二十六条　经省金融办批准，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

　　（一）贷款担保。

　　（二）票据承兑担保。

　　（三）贸易融资担保。

　　（四）项目融资担保。

　　（五）信用证担保。

　　（六）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第二十七条　经省金融办批准，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兼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诉讼保全担保。

　　（二）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三）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五）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符合以下条件的，经省金融办批准，可以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

　　（一）连续经营两年以上。

　　（二）一类地区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应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二类地区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应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三）近两年每年累计发生的代偿损失或投资损失不得高于净资产的5%.

　　（四）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五）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二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

　　（二）发放贷款。

　　（三）受托发放贷款。

　　（四）受托投资。

　　（五）省金融办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章　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

　　第三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以及《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第三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由融资性担保公司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是否向被担保人收取客户保证金，由双方自主协商确定。收取的客户保证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由融资性担保公司、被担保人、贷款银行三方签订托管协议，委托银行进行监管，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三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担保责任余额是指融资性担保公司实际承担风险的担保责任金额，不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再担保机构、政府担保基金、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按照合同约定分担的风险责任金额。

　　第三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第三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为其母公司、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以及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提供融资性担保。互助型融资性担保公司除外。

　　第三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取实行差额提取法，上一年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可以转回或扣减当年应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融资性担保公司每年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10％的，实行差额提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由省金融办另行制定。省金融办可以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责任风险状况和审慎监管的需要，提出调高担保赔偿准备金比例的要求。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对担保责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准确计量担保责任风险。

　　第三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或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应当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各自承担风险责任的方式。

　　第三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办理融资性担保业务，应当与被担保人约定在担保期间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并有权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四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应当建立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相关信息的交换机制，加强对被担保人的信用辅导和监督，共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将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资产和资本金的构成及运用情况、担保业务总体情况等信息告知相关债权人。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强化监管部门职能，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建立专业化的、相对稳定的监管队伍，按照“非现场监管为主”的原则，配备必要的监管设施和监管手段，确保履行监管职责。

　　第四十三条　全省统一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信息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制度，对经营及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

　　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记分和评级制度，实施分类监管。

　　各市金融局（办）应于每年5月底前完成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上一年度机构概览报告，报省金融办备案。

　　省金融办应当于每年6月底前完成全省融资性担保公司上一年度机构概览报告。

　　第四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所在地市金融局（办）报送经营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等文件资料。

　　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交的各类文件和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季度向所在地市金融局（办）和省金融办报告资产和资本金的运用情况。

　　省金融办可以根据审慎监管的需要，适时提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要求。

　　第四十六条　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有权要求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专项资料，或约见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或进行必要的整改。

　　省金融办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债权人通报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或风险情况。

　　第四十七条　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融资性担保公司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

　　第四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诈骗、金额可能达到其净资产5%以上的担保代偿或投资损失，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法、违规等重大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所在地市金融局（办）报告。

　　第四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市金融局（办）报告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五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并于每年4月底前将审计报告报送所在地市金融局（办）和省金融办。

　　第五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接受所在地监管部门监管，按要求报送有关报表、资料。

　　第五十二条　省金融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

　　第五十三条　各市金融局（办）应于每年2月中旬前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省金融办报告上一年度辖区内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和监管情况。省金融办应于每年2月底前向省人民政府报告上一年度全省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和监管情况。

　　各市金融局（办）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省金融办报告辖区内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

　　第五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行业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履行自律、维权、服务等职责。省级融资性担保行业自律组织接受省金融办的指导。

　　第五十五条　征信管理部门应当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有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查询相关信息提供方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监管部门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八条情形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违反法律、法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及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处罚；有关法律、法规未作处罚规定的，由省金融办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责令改正，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擅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由所在地市金融局（办）提出处理意见，省金融办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五十条规定，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擅自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字样的，由所在地市金融局（办）提出处理意见，省金融办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五十条规定责令改正，依法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公司制以外的融资性担保机构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参照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定。

　　外商投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适用本实施细则，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融资性再担保机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六十条　本实施细则施行前已经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应当在2011年3月31日前达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要求。

　　第六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

徐军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刑事和解的概念，要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刑事和解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刑事和解不应局限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个阶段，而应贯穿于案件侦查终结后刑事诉讼的过程。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设计应以恢复正义理论为指导，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要避免刑事和解制度对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关键词　　刑事和解；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的主体；刑事和解定义；制度设计；检察权的运用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刑事和解这一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悄然形成，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刑事和解制度呼之欲出，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现阶段对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刑事和解的主体、定义、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争论，本文拟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作粗浅的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

一、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完全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从以斗争哲学政治观为主转变到以和谐哲学政治观为主，这一转变必将对刑事的立法、司法行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确保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到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正、刑事赔偿等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各级司法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实践中积极开展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
　　1、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是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决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对事物发展变化影响的强度上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战争与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捍卫新生政权，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且是冲突非常剧烈的敌我矛盾，在生死存亡之际，客观上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清敌我，采取极端的斗争方式严厉打击敌人和犯罪行为，以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以和谐哲学观为指导，坚持“合二为一”的方法论，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并非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现阶段刑事犯罪范畴内的敌我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某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尖锐，但绝不是主要的犯罪表现形式，除上述几种特定的犯罪以外，其余的大量犯罪行为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犯罪时，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盛世用轻刑”的法律文化传统思想。
　　2、刑事和解制度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由恢复正义理论、价值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组成。与恢复正义相对应的是传统刑罚制度中的报复正义，报复正义坚守的是有罪必罚，强调国家权力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擅断，排斥当事人个人意志对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突出在宏观上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保护，较少注意到在个案上的价值平衡，现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情节，而只是作为酌定情节，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报复正义的理论内涵。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社会，体现了“个人解决冲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平衡，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罚不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强调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刑事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效率价值。

（一）公平正义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坚持的是以人为本，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到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带给被害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有效及时的弥补，对被害人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充分体现出刑事法律的公平性。在我国传统刑事法律理论和实践中，被害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不能取得与加害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加害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精神、经济损失后果，了解加害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1]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避免加害人从与被害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出发，而宁愿选择接受刑事处罚拒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加害人虽然因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被害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有违现代司法制度所强调的“建立或者强化将被害人的恢复作为首要考虑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并且也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矛盾状态；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司法原则，使加害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得以有效平衡，避免使加害人承担更重的有失公允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长期的诉讼过程、刑事处罚所带给加害人的心理压力。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对加害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帮助，能促使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真诚地悔过。刑事和解一般采取非刑罚化处理方式，使加害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追诉程序，对加害人可以避免造成“标签”式的影响，打消其自暴自弃心理，帮助其恢复自信顺利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

（二）自由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民事和解协议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自由表示，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对案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表明国家权力对私权力的尊重与妥协。

（三）效率与诉讼经济价值。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使犯罪行为及时得到惩处，尽快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培养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讼累，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对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起到了繁简分流作用，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3、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正是为了加强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注重效果要求的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区别对待要求的是认真分析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现象，区别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轻重、犯罪侵害的法益、犯罪的情节、手段、犯罪组织形式、悔罪态度，权衡利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不是法内施恩，严不是法外无度，做到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合法、宽严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严打”方针和刑事和解制度成为这一原则的有效载体。如果说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体现的是“严”的一面，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累犯、重大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予以坚决打击，那么刑事和解制度所采取的非刑罚化措施、对加害人的不予追诉、从轻处理则体现的是从宽的一面。刑事追诉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犯罪，如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等，予以追诉并处以刑罚并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导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使被追诉者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难以回归社会，各地实行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对于预防犯罪有着积极意义。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和刑事和解定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调停人；（二）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不包括相应的司法机关；（三）是认为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包括追诉机关（自诉人），被害人并非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主要理由是：犯罪不仅侵害了个人法益，现代意义上的刑事纠纷本质上是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纠纷。在公诉程序中，追诉机关拥有决定诉讼进程的权力，而被害人无权启动或终止诉讼，因此，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发生在追诉机关和被诉人之间，被害人无权与加害人“私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刑事纠纷。
　　要明确刑事和解的主体，首先要准确界定刑事和解的概念。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但这一定义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理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在我国刑事法律理论中，认为追诉犯罪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一项国家权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述定义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直接赋予了当事人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自诉案件，但也是不能成立的，在自诉案件中，毫无疑问自诉人具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绝对权力，但其并不具有终止诉讼或对加害人判处刑罚的权力，因为自诉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自诉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自诉人没有提出撤诉申请的，审判机关仍需要依法律职权结合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判决；自诉人提出撤诉的，也只是一项申请权，而不是决定权，人民法院要审查撤诉理由，认为确属自愿的，准许撤诉，认为自诉人系被强迫、威吓等，不准许撤诉。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和解协议，是就民事赔偿的形式、数额等达成的合意，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不可否认，该民事和解协议中包含有一定刑事内容，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司法机关将做出的终止诉讼程序或对加害人从轻处理不行使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最终能否实行刑事和解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意即刑事和解程序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推导出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特点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案件侦查终结后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也就是在达成相应的民事和解协议后，对司法机关即将在刑事方面做出的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司法机关在确认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后，对加害人不予追诉或从轻处理的刑事司法制度。主体意味着在某个事件或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和机关，从刑事和解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之中有一方不同意，就难以实行刑事和解，缺一不可，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格的当然主体。认为司法机关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削弱了国家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专属权力，认为被害人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降低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要普遍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的国际趋势不符。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被害人，实行刑事和解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应包括单位犯罪中的加害单位和被害单位。

三、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案件范围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争议较大，有人主张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适用；有人主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仅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应在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适用，理由是如果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适用刑事和解，可能由于当事人的相互妥协，特别是被害人出于获得经济赔偿考虑，不愿说出事实真象，使侦查机关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怠于实施侦查行为，按照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做出撤案决定，使一些重大刑事案件降格为轻微刑事案件，这明显违背刑事和解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如果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只是强调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不予追诉的功能，忽视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还可能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内在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主流的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还有就是罪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笔者以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属于敌我矛盾的犯罪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这样才能激发出刑事和解制度大面积化解社会矛盾的功效，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四、关于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的区别

　　辩诉交易是一种诉外活动，由控辩双方磋商和谈判，与刑事和解的主体不同；在辩诉交易中，控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决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节省诉讼时间和降低诉讼成本，但刑事和解中要求加害人无条件供认全部犯罪事实；辩诉交易可适用于所有的疑难复杂案件，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界限；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和功能上不同，当然辩诉交易制度也蕴含了一定的法律价值：有利于及时地打击犯罪，对被告人认罪给予肯定评价，达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五、关于刑事和解是否需要调停人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是一种契约，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要绝对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表达，不需要其他机关、人员的介入；还有的主张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笔者主张应由将做出刑事和解决定的司法机关来充当调停人，因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含有特殊的内容，不能以简单的平等主体间的契约来看待，加害人与被害人要对司法机关即将做出的某种刑事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申诉权，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司法机关有义务向加害人与被害人说明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可能的刑事处理决定，而这些工作显然是其他机关、人员所难以做到的。

六、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谐政治哲学观要求的具体制度设计，例如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微罪不诉制度，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自诉和解制度等，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仍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在构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上，一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对要做出撤案、不起诉、暂缓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过失犯、初犯、偶犯，亲属、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关系中的伤害以及数额不大的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此可以适当放宽和解条件。二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并明示放弃相应的上诉、申诉权利，是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三是要赋予当事人刑事和解的申请权和司法机关的决定权。四是要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和解方式。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可以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暂缓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法院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审判，并减轻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在执行阶段，可以对被判刑人减刑或予以假释等。五是要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有些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履行协议需要一定的时间，客观上要求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采取一种缓冲措施，即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应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暂缓期间，视加害人在暂缓期间的悔罪表现、履行义务情况，而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六是修改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并要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建议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到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以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敏感性，往往是慎之又慎，许多地方采取了人为限制适用比例的做法，导致相对不起诉率过低的现象，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在和谐哲学观指导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七是建立刑事和解诚意调查制度和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人担心，是否会因为加害人经济实力的差异，出现“花钱买刑”、同责不同罚的问题，以致于侵犯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特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事人都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为加害人经济能力有限，客观上难以对被害人予以经济赔偿，导致无法进行刑事和解。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应对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刑事和解诚意实行调查制度，如果加害人属经济暂时困难，短期内无法支付较大数额的赔偿金，但有劳动能力保障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应启动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由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代加害人支付赔偿金，使被害人尽快获得赔偿，在指定的金融机构和加害人之间形成债务关系；如果加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并没有经济来源，应实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八是要进一步完善非刑罚化的各种措施。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化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期在充分实现被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实际需要，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亟待建立和完善的措施有：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管束制度等。特别是管束制度，对刑事和解后的加害人，司法机关不能放任自流，而要与社区、学校、单位等紧密配合对其实施跟踪帮教，准确把握其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矫正其违法行为和一些恶习，强化其法律意识，打消自暴自弃心理，增强自信心，促其改过自新。九是要完善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救济手段。对当事人因受胁迫、欺诈、诱骗等非法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纠正错误的实体处理决定。十是要规定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对于累犯、因同类犯罪曾进行过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不得运用刑事和解，以避免刑事和解无节制的滥用，导致对轻微刑事犯罪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