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


去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二稿。二稿在不少方面比一稿有所进步。但是,在近亲属作证的问题上则没有任何的变化:“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上述关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规定,被不少媒体认为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亮点之一。有些人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细读这个条文的内容就兴奋地将其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来解读,并力求从“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为隐”的规定)和“他山之石”(不少据说已经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都有亲属作证豁免的立法或判例)中挖掘素材来论证这个规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在,媒体对该规定的关注已经明显降温。所以,我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很多人对这个规定的解读是过度的乃至是错误的。这里我将侧重论证,这个规定即使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其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要提醒读者反思,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究竟有哪些是无法实现而只适合观看的权利,以期对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裨益。
之所以说这个规定的意义微乎其微,是因为,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在此种审判方式下,法官不仅在开庭前要充分研读案卷,庭后仍然要反复研读案卷,从而既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庭审判本身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究竟还有多少耐心去费时费力地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来出庭证明他认为已经胸有成竹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与否并不影响其证言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又哪里会有动力去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作证呢?所以,中国的刑事法庭上鲜见证人,板子不应至少不应主要打到证人身上。相应地,靠法院强制证人出庭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如果说,将来法院对不愿意出庭的普通证人都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赋予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这个乍看起来比较人性的制度设计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与否都不影响其证言效力的情况下,又哪里能够真正维护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呢?因为,作为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只要他(她)向控方做出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只要这个证言在法庭上被宣读并最终被采纳,都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许多人所担心的放纵犯罪的结果。这哪里有“亲亲相位隐”的影子呢?又怎么能够颠覆“大义灭亲”呢?　
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个规定的意义不大。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规定被曲解的话,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证人证言如果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这里的证人证言,显然既包括普通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也包括被作为证人的被告人的近亲属提供的证言。这意味着,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其如向检控方提供过证言,如果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辩护方也有异议,那么,法院在认为该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是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只不过,出庭不出庭全凭被告人近亲属的自愿。在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也不能对其适用拘留措施。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对质权的实现。
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不少案件中,被告人的近亲属都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证言。对于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有时被告人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是,大都因为其近亲属的不出庭而无法对其展开有效质证。我推断并相信,有些近亲属之所以没有走向法庭,并不是其不同意,而是根本得不到法院的准许。因为,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近亲属是不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其之所以会选择向检控方作证,多多少少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些被“强迫”做出了不利于自己近亲属之陈述的证人大多是愿意走向法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推翻”之前不太情愿做出的证词。但是,他们的出庭要求几乎不太可能得到法院的许可。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很多贪贿案件中,近亲属作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出庭作证的案例我却素未耳闻。而且,即使其真的走向法庭并做出新的陈述,法官通常来说也不会相信至少也不会轻易相信(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真正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诉讼阶段,是侦查而不是审判)。
基于这种司法现状,我有理由担心,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有可能甚至必定会发生假借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之名来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的情况。而确保被告人的对质权,这无论如何都是维护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在公正审判和家庭伦理之间,我想,最需要维护的还是公正审判的价值。也因此,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法经此次大修,若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算得上是“重大突破”了。
现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在反思“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这个权利之余,似乎还有必要认真检索,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究竟还有哪些权利只适合观看而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结尾之际,我先带头举个例子。在我看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就是这样的权利。按照该条的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显然,这个权利,根本就不具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的侦查讯问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的讯问节奏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侦查人员手中,因而,“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判断权不可能掌握在处于绝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手中。如果有谁真的认真对待这个权利,其结局或许更为悲惨。
所以,法律人在考虑引入某项权利时,既要认真研究是否真的需要在法律上设置这个权利,还要深入思考实现这项权利的条件(包括但远不限于制度条件)。这样的立法,才有可能更科学,也更可能得到实施。

　　2010年11月，王某是根据广西梧州市政府有关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和文件精神，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财政局同意，由某学校招聘进来的公益性岗位劳动者，其工资和待遇除了财政补贴部分岗位工资和社保费之外，其余部分仍由用人单位负担。在2011年5月以前，财政补贴的只有“三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至2011年11月后增加为“四金”（除上述三项外增加工伤保险），2012年2月之后为“五金”。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缴纳上述“三金”或“五金”的程序为，先由用人单位缴交（垫付），按季度结算，再在下一季度的第一个月内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劳动保障部门在每季度第二个月的前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转同级财政部门核定，财政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核定完毕并通知劳动保障部门，同时将补贴资金拨至劳动保障部门就业再就业资金支出专户，由劳动保障部门将资金划入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2011年3月29日市就业服务中心通过银行转账汇入王某所在单位某学校，但在2011年12月之前该学校均没有为王某缴纳工伤保险费。2011年8月29日 ，王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王某不幸去世，经上级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属于工伤范围。那么王某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因由谁承担呢？

　　一、公益性岗位的概念

　　公益性岗位是再就业工作中出现的新名词概念，对于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劳动保障部《关于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统计的通知》（劳社厅发[2003]4号）对公益性岗位的解释为：“主要由政府出资扶持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和服务类岗位”。依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公益性岗位是指城市公共管理和涉及居民利益的非营利性的服务岗位，包括各级政府投资开发的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公共设施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停车看管等。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岗位，以及适宜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的其他公益性岗位。概括起来有三类，一是基层管理岗位，包括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交通执勤、市场管理、环境管理、物业管理、公用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二是基层服务岗位，包括基层农业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层文化科技服务、基层法律服务、基层民政服务、托老托幼、助残服务、社区卫生保洁、绿化服务等。三是机关单位的后勤岗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门卫、收发、后勤服务等临时用工岗位。

　　简而言之，公益性岗位就是由政府政策、出资扶持或社会、团体筹集资金，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置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岗位。

　　二、公益性岗位的性质和特点

　　公益性岗位一般由政府出资开发，以满足社区及居民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管理和服务岗位。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困难人员或特殊群体，并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因此公益性岗位应具有以下特点：（1）政府购买岗位或支持、引导多渠道出资，符合公共利益，适合安置就业困难或者大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劳动岗位。（2）就业人员具有特殊性，一般是《就业促进法》中的就业援助对象，包括：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工人；四零伍零再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伤残但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退伍军人等。（3）用人单位并非政府和劳动管理部门。公益性岗位虽然是政府出资或者政策扶持的岗位，并且是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意而设置的岗位，其岗位劳动者的工资也由财政部门负责，这使很多人认为这些岗位的劳动者是与政府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由劳动部门派遣到各单位工作。其实不然，这些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依然是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政府只是提供相应的岗位，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只是指导的平台，真正存在劳动关系的是用人单位和岗位上的劳动者。

　　三、公益性岗位劳动者的工伤责任问题

　　从公益性岗位的特殊性可以看出，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本质还是很容易认清，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是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是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在岗位的设置和工资、福利来源的特殊性，致使其表面上又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招聘是由用人单位申请，然后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再由政府出资或者政策扶持设置岗位，由财政局给予岗位工资补贴和缴纳部分保险，用人单位则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后，负责这些员工的管理和工作安排，劳动者还需缴纳个人部分的保险。所以一个公益性岗位的用工往往会涉及到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用人单位等部门，使其关系变得比一般劳动关系复杂。

　　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一般是先签订三年的劳动合同，在这三年的工作中，政府是给予最大的扶持，政府会给予所有的岗位补贴，三年之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需要续签劳动合同的，则由用人单位发工资，政府仅在要缴纳的保费上给予补贴。而在现实情况中，“五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的缴纳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单位缴纳的，一般是70%，另一部分是需要个人缴纳的，一般是30%。有的政府为了方便岗位补贴的落实和方便“五金”的缴纳，政府在补贴上就是一个公益性岗位补助一定的金额，这些补贴中就包含了公益性岗位的工资、用人单位需要缴纳的部分保险还有个人需要缴纳的部分保险。在实际的操作中，单位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单位缴纳了单位需要缴纳的保险后，个人部分个人不主动去缴纳，致使这些保险没有得到落实的情况发生，就直接在政府补贴的岗位补助上扣留下来，一并交足“五金”，然后将扣完的钱作为工资发放给这些岗位上的员工。

　　从上边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正常情况下，公益性岗位的劳动者发生了工伤事故，一般是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在本文的案例中，用人单位将政府给予的补贴扣留下来，又没有及时的给劳动者缴纳“五金”，致使劳动者不能享受相应的保险，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在该案例中，用人单位没有缴纳“五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呢？有的人认为政府在岗位的设置上提供资金和政策扶持，并且劳动者的报酬也是政府支付，因此，劳动者和政府间也是劳动合同关系，笔者认为政府仅是在政策上为了解决就业难的情况下，依据用人单位的申请，从财政中划拨资金来设置公益性岗位，以解决就业难和下岗员工的再就业问题，是政府行使对社会的管理权，并没有实际参与到劳动者的管理和工作安排中来，也没有享受到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利益，因此，政府和公益性岗位上的劳动者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劳动者因工造成的损失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工伤中是否要承担责任呢？有的人认为，公益性岗位是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招聘进来的，而且有的在签订合同时，也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因此，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第三方，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不然，如果需要一个部门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就必须其有违法或者不作为的行为，如果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招聘并在那里签订劳动合同就需要承担责任的话，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事情，那么该局是不是就一定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就业促进法》有相关的规定，其职能作用除了为就业提供服务之外，还要对就业实施指导、管理和监督，对公益岗位人员的“五金”待遇的落实情况有监督的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监督义务的，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公益性岗位是当前为了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中，政府出资或者政策扶持而设置的非盈利和服务性岗位，劳动者是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里面是起到实施指导、管理和监督的作用。因为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立法保护，致使其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不少的争论，我相信随着我国的法治越来越完善，对于这部分劳动者的立法保护也会越来越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