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


呼和浩特市职业病防治监督条例
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1999年10月29日呼和浩特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0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有职业危害因素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有害作业单位）及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职业病，是指国家规定的在劳动过程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危害因素，是指在职业活动中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的总称。
第四条 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市、旗县区人民政府领导职业病防治工作，将其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市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旗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职业病防治监督工作。
市、旗县区劳动行政部门依照职责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各级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实行群众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劳动者有了解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后果和所采取的治理措施的权利，有接受职业卫生培训的权利，有依法要求有害作业单位改善劳动条件和获得职业病预防与治疗的权利。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等指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未采取治理措施，又未配置必须的个体防护设施的，劳动者有权向卫生行政部门检举、控告。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遵守职业卫生制度，严格执行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第二章 预防
第八条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公示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在有害作业场所配备相应的防护设施，设置警示标志，建立劳动卫生制度，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改善劳动条件，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有害作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管人员应当将作业场所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预先告知劳动者。
第九条 有害作业场所应当与其他作业场所分开。在易发生急性职业性中毒事故的作业场所，应当配备紧急防范设备和医疗急救用品，确定专职或者兼职急救人员。
在有剧毒、放射源或者产生放射线的作业场所，应当设置安全标志，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加强防范管理，确保劳动者安全。
第十条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按规定为从事有害作业的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第十一条 进行有害作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审查时，建设单位应当向市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职业卫生审查，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办理其他手续。
市卫生行政部门对有害作业建设项目进行职业卫生审查时，应当征求工会组织的意见。
第十二条 涉及有害作业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使用。
第十三条 涉及有害作业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间，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职业卫生审查与评价，并出具报告书。
建设项目竣工后，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参加有关项目的验收。
第十四条 引进或者接受转让的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使用中存在职业危害的，必须配有符合职业卫生要求的防护设施，并同时安装使用。
转让有害作业项目的，必须同时提供有关职业卫生防护资料，向市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生产过程中能够产生职业有害因素的产品，转移给不具备有效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单位和个人生产或者加工。
第十五条 生产或者使用新化学产品的单位，必须向市卫生行政部门申报毒性登记，同时提交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机构出具的化学品毒性鉴定书和中毒救治资料，经核准登记后，方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六条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定期维修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确保正常运转。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第十七条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对有害作业制订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建立各种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加强管理。
第十八条 有害作业单位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及时将上一年度职工患职业病的新病例数、累计发病例数、死亡例数和体检人数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及劳动部门、工会组织。
第十九条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职业卫生档案，记录生产工艺流程及职业危害因素影响劳动者健康的有关资料。
第二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有害作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单位内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和相应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和相应法律、法规培训，提高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

第三章 监测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有害作业单位的有害因素检测工作实施职业卫生监督；市职业病防治机构应当对有害作业单位的有害因素进行定点监测或者检测。
第二十二条 有条件的有害作业单位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应当对有害作业场所进行自行检测。自行检测必须设立测定点，测定点的设定、变更或者取消应当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自行检测人员的测定资格，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认可。
不具备自行检测条件的有害作业单位，应当委托经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测定。
第二十三条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定期将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测定结果，报送所在地的旗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并向职工公布。
第二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有害作业单位的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测定工作实施质量控制，并进行抽查测定。抽查测定不得收取费用；有害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有害作业单位限期治理，并征收超标治理费。
超标治理费的具体收费标准和征收、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有害作业单位对卫生行政部门的抽查测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测定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职业危害因素监测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核。职业危害因素监测鉴定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答复。
第二十六条 检测机构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标准和统一的检测技术规范，测定必须科学、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第二十七条 市、旗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设职业病防治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职业卫生监督任务。
职业病防治卫生监督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经考核合格后，由卫生行政部门聘任，持证执法。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实施职业卫生监督时，卫生监督员有权进入生产现场调查取证，索取有关资料，被监督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隐匿。涉及被监督单位秘密的，卫生监督员应当保守秘密。

第四章 健康保护
第二十九条 有害作业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定期的职业性健康检查，及时将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建立健康监护档案。
第三十条 职业性健康检查由市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市职业病防治机构应当根据检查结果，提出是否适宜从事相关有害作业的意见。
第三十一条 有害作业单位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症的劳动者从事与该禁忌症有关的有害作业。
第三十二条 市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组织诊断职业病，并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送交职业病患者及其所在单位。
急性职业病可以由最初接诊的医疗卫生机构治疗，并做出初步诊断。其诊断结论应当由市职业病防治机构予以确认。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职业病诊断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当事人重新鉴定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鉴定。
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由市卫生行政部门、专业机构和专家、劳动行政鉴定部门、工会、有害作业单位组成。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日常工作。
当事人对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申请鉴定。
第三十四条 一般急性职业病事故，由有害作业单位调查处理，事故原因及处理结果应当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重大急性职业病事故（有死亡或者同时发生三人以上急性职业中毒的事故），由市或者旗县区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工会组织和有害作业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和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有害作业单位对确诊患有职业病的职工，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安排到市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治疗和复查，必要时可以安排疗养。
（二）对经市职业病防治机构确定不宜从事原有害作业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调离原有害作业岗位，并不得安排从事新的有害作业。
职工患职业病治疗期间，有害作业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六条 劳动者在待岗期间患职业病的，经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鉴定确认是在上一个劳动合同单位工作时造成的，职业病患者的待遇由原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单位负责；原单位已与其他单位合并或者被兼并的，由合并或者兼并的单位负责；原单位已撤销或者依法破产的，职业病
患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分别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分别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分别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管人员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的，按照每人次200元处以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责令停止有害作业操作。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当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按规定上缴财政。
第四十条 职业卫生监督、监测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呼和浩特市职业病防治监督条例》，由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00年1月14日
　　　　　　　　　　　　试析死者人格利益的不同保护期限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然人格利益是仅以精神利益为内容，还是兼有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两方面内容，学界见解不一，[1]这造成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解读差异。[2]如果认为人格利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利益，由于死亡导致精神利益主体消灭精神利益亦当然消灭，那么法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只能从公共利益、近亲属利益或法益等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其保护期限也应着眼于这些角度确定；如果承认人格利益包含财产利益，则因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而不因死者死亡而消灭，因此其保护期限应从保护继承人、财产权存续期限等角度确定。
自上世纪以来，在比较法上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已成为普遍趋势。[3]人格权之财产利益存在两种典型保护模式：英美法的独立财产权（公开权）保护模式和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美国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是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n inc．案，[4]在该案中，弗兰克法官区分隐私权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创设了“公开权”一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从隐私权中剥离出来。[5]后经nimmer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梳理阐释，公开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的理论得以确立。[6]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一案中正式认可了公开权应受保护。[7]而在德国，法院通过适用“一般人格权”为他人身份的商业利益提供保护。[8]在paul dahlke案中，法院认为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原告照片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但赔偿的理由是应当对使用照片支付费用，而不是基于对人格的损害赔偿。[9]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判决强调肖像权虽源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但也包含对其商业利益的保护。[10]因此，在德国法保护模式中对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构成人格权的一项内容或权能。
在我国，虽然多数学者认可人格利益包含直接或间接的财产利益，但对保护模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主张采取独立财产权保护模式，建立形象权制度保护人格的商业利用。[11]另一种观点主张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采人格权保护模式、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采公开权保护模式。[12]我认为，如果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人格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那么可得出以下结论：1.人格之精神利益随自然人死亡而消灭，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2.人格之财产利益不因自然人死亡而消灭，而由继承人继承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3.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分别着眼于两类利益的性质及保护对象来确定。
首先，人格权之精神利益是权利人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利益。该利益的专属性决定了权利人死亡必然导致该利益因丧失依托而归消灭。关于死者不再享有精神利益的理论依据，已有学者作了详尽阐释。[13]惟应注意，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否保护及如何保护，各国态度不尽相同。英美法不承认死者享有精神利益。在英美法上，不存在死者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仅在受害人为生者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14]英国普通法不能对死者死后人格权提供任何保护，即使是在严重侵害死者名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5]法国与英美类似。法国法院认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这一权利的惟一享有人，权利人死亡，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即告消灭。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仅属于活着的人，不能转移给继承人。[16]但在德国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承认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在德国，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直接说”，即保护对象为死者本人。承认死者部分权利能力的做法见诸于德国法院，依据相关判决，“对人格权的保护价值超越了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因死亡而终止……一个人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一般权利在死后继续存在。”[17]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说，人的权利能力消灭后，其人格仍有保护的价值；不对死者进行贬低性评价或歪曲性描述，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因此，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利要求制止或收回对死者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并不与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消灭的原则相背离，也不是说与人密切相关的一般人格权可以转让或者继承。[18]在我国台湾地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间接说”，即其保护对象为死者近亲属。在2007年“蒋孝严诉陈水扁侵害蒋介石名誉权案”（又称“蒋介石名誉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成立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对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的侵害。[19]
个人认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我国宜采“间接说”，即人格权之精神利益因权利人死亡而消灭，死者近亲属因侵权行为受有精神损害，以其自身权利受侵害获得救济。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我国现行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若采德国“直接说”承认死者享有权利能力，必然与之抵牾过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受侵害时，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显采“间接说”；其三，从相关判例来看，各级法院虽在“直接说”、“间接说”、“混合说”之间摇摆不定，[20]但“间接说”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主流观点。[21]
其次，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由死者近亲属继承，在法定期限内仍受保护。在美国，公开权可否继承曾存在极大争议。[22]1975年的price v. hal roach studio案[23]和1987年的state ex. rel. elvis presley int’1 mem’1 found. v. cromwell案[24]明确表明公开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可继承性。在普通法中承认公开权的美国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等州和适用民法典的加利福尼亚州、[25]印第安纳州，[26]均已承认公开权可以继承。虽然美国还有很多州对公开权可否继承未作规定，但已就公开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的绝大多数州均肯定公开权的可继承性。[27]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肖像的传播与公开展示须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权人允许他人为自己制作肖像并获得报酬，视为同意。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内须经其亲属同意。”但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何保护则未作规定。1989年heinz erhard案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案承认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嗓音）也享有支配权，死者近亲属同样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死者其他人格特征以获取许可使用费。[28]
在我国，实务上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则持否定态度。在前述“鲁迅姓名权案”中，法院认为，“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或将鲁迅域名标价出售，既会对鲁迅后人包括周海婴造成精神痛苦，同时也会对中华民族感情造成伤害。”“周海婴作为鲁迅先生之子，有权继承鲁迅先生的物质遗产，亦对鲁迅先生的姓名、名誉等享有精神利益，有权维护鲁迅先生的姓名不受侵害，但是姓名权本身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随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该判决否认了死者姓名具有财产利益及可继承性。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及判决理由均值得商榷，应承认死者人格利益的财产性和可继承性。主要理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财产双重利益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其二，承认姓名权、肖像权的财产权能，存在现行法依据。《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姓名权的内容包括决定、使用、变更姓名等权能，其使用权能当然应包含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该条还规定禁止他人盗用、假冒权利人的姓名，盗用、假冒行为亦包含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条更直接表明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的权能。其三，《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依体系解释规则，在法律文本设定的特定语境下，前后多处使用的同一术语可能指称的都是区别于惯常含义的特别含义，此时的体系解释就应当因循语境下的特别含义。[29]“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能；“其他合法财产”相应地可解释为其他权利中的财产权能，亦包括人格权之财产权能。另外，学理上亦认为与人格物质载体相区分的人格权或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如肖像权）受侵害，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应该允许继承。[30]其四，在司法实务上，在“蓝天野诉天伦王朝饭店有限公司等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案”中，法院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并判令被告向肖像权人支付肖像使用费。[31]该案虽未明确人格之财产利益可否继承，但该案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为承认该权能之可继承性留下余地。
最后，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具有差异性，该差异性取决于此两种利益的主体和性质之差异性。一方面，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实为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精神利益之主体为死者近亲属。该精神利益因与主体不可分而不具有可让与性、可继承性，因此，该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取决于立法政策对死者近亲属范围的划定，亦即在这些主体的生存期限内此种精神利益为法律所保护。另一方面，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实为侵害继承人所享有的财产利益。该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并非继承人之生存期限，而取决于立法政策对该类财产利益所认可之存续期限。

法律文献：
[1]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和财产双重内容（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参见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于德香：《析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可以适当分离》，《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2期；麻昌华：《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see p. cane, 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 2nd edition,oxford,1996,p.5；王泽鉴：《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台湾本土法学》2008年第105期。
[4]see 202 f. 2d 866(2d cir. 1953)．
[5]事实上，在haelan案之前，美国法院已承认了名人享有利用其肖像谋取收入以及禁止行为人商业性使用其肖像的权利。haelan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了公开权可以通过协议或许可的方式进行转让。参见[美]大卫•韦斯特福尔、大卫•兰多：《作为财产权的公开权》，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6]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law＆contemp. probs.，1954, p.19.
[7]see 433 u.s. 562(1977)．
[8]参见[美]苏珊娜•伯格曼：《美国和德国公开权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9]vgl. bghz 20,345.
[10]vgl. bgh 1, 12,1999.
[11]参见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年第10期；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3]同前注[2]，葛云松文；同前注[12]，张红文。
[14]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1988, p.877.
[15]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6]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7]同前注[1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49页。
[1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9]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20]《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2期；《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21]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同前注[19]，王泽鉴书，第145～148页。
[22]see terrell and j. s. smith, publicity lib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nceptu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bility issue, 1985, 34 emory l. j. i．
[23]see 400 f. supp. 836(s.d.n.y.1975)．
[24]see 733 s. w. 2d 89 (tenn. app. 1987)．
[25]see california civil code§3344.
[26]see indiana code § 32-13-1-8.
[27]see restatement,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46, comment d.
[28]vgl.olg hamgurg 08.05.89.
[29]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contracts and wills, butterworths, 1995, p. 69.转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30]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3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6226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