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实施意见
教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实施意见
教财〔2003〕5号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对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程的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
工程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组织实施。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工程的主要责任，成立由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牵头，教育、发展改革（计划）和财政部门参加的工程领导小组，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工作。“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简称全国危改办），具体负责工程实施的管理和检查监督工作。
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对本地区工程实施的领导和管理。
二、工程改造规划的目标
从今年起用3年时间，中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完成对农村中小学现存D级危房的改造任务。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设施建设投入新机制。农村中小学现存的B级、C级危房及以后新产生的危房，由地方政府负责核查、制订规划、落实资金并承担改造责任。
三、制订工程规划的原则和要求
各省要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实施方案，实事求是地制订本地区的工程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改造任务、投入资金数额、资金筹措方案和年度项目实施计划，报3部委审定。制订工程总体规划方案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各级教育、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对本地区申报的农村中小学危房面积数认真核实，实事求是地做好工程总体规划和分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工程实行项目管理。
工程总体规划必须覆盖全部现存D级危房。要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提出分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建议方案。申请中央专项资金的项目必须纳入工程总体规划。中央专项资金安排过的项目不能重复安排。
凡是申报中央专项资金补助的项目学校，使用国债资金的项目中央专项资金不得低于20万元，使用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中央专项资金不得低于10万元。
（二）工程的项目学校必须是政府举办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和完全中学（包括其中的高中部分），以及相应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
各地要在2002年上报的中小学危房资料数据库（扣除2001年至2002年已改造的项目）基础上，制订本地区工程实施总体规划和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在优先选择最急需改造的教学和教辅用房的同时，对农村学校急需改造的学生宿舍、食堂和厕所也要纳入工程统筹考虑。改造、新建校舍要考虑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的设计要求，并要符合国家有关的卫生安全规范。
因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损毁的农村中小学校舍，如属未列入中小学危房资料数据库的学校，可在有关职能部门出具危险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补报《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项目申请表》后，纳入工程总体规划，并本着急事急办的原则，优先安排此类项目。
（三）制订工程总体规划要与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已经实施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以及世界银行贷款“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规划相结合。布局调整规划中准备撤销的学校不得列入危房改造项目。
（四）制订工程项目规划必须与建设实施有机衔接。在选择校址时，要保证有与拟建学校规模相适应的用地面积，地形、地质、地貌和周边环境符合学校安全、安静、卫生要求，有利于防灾及安全疏散，避免在自然灾害频发和其他存在不安全因素的区域选择校址。工程实施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建筑设计、施工单位必须具有国家认定的资质。校舍建设要因地制宜，本着“经济、实用、整洁、安全”的原则。农村小学的建筑应以平房为主。
（五）各地在上报工程总体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时，必须实事求是，保证其科学性和严肃性。项目规划应包括以下要点：
1.农村中小学教育现状。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在校师生数、现有校舍面积、现有各级危房面积、办学条件基本情况等。
2.项目总体规划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包括：2003年至2005年三年总体规划和2003年、2004年、2005年分年度实施计划。
3.各年度入选项目学校危房改造规划和项目申请预算情况。
4.项目建设总成本概算及测算依据说明。
5.中央专项资金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专项资金数额。
6.建立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投入保障机制的主要措施。
制订项目规划不能留有资金缺口，申请中央专项资金补助数额不能突破中央专项资金额度，地方各级政府承诺的专项资金数额必须列入各级政府预算，确保落实。
四、工程资金的保障和使用方向
工程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坚持“地方投入为主，中央适当补助”的原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设立工程专项资金，统筹规划、协调使用，明确任务、强化监管，确保实现工程确定的目标。
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承担主要责任。地方政府用于工程的专项投入主要由项目省省级政府承担。严禁借此向农民和学校乱收费和摊派各种费用，切实减轻农民和学校的负担。
中央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集中解决农村中小学现存的D级危房问题，并坚持向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倾斜的原则。
中央专项资金补助范围是：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部10个省及辽宁省、山东省、福建省的部分贫困地区。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6省、市及计划单列市的中小学危改工作和资金安排，以及建立危房改造投入保障机制，由当地政府负责。
中央专项资金补助的地区，省级政府要根据重新核定的D级危房改造任务和中央专项资金额度，核算完成任务需要承担的资金数额，并负责筹措落实，做好分年度预算。3部委根据各省制订的总体规划和省级政府筹措资金落实情况，按照不同渠道中央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分年度核定中央专项资金补助数。对于危房改造任务重、地方财力薄弱的县，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投入应不低于其改造现存D级危房工程资金总量的70%，其余部分由市、县两级政府负担。
中央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资金，要统一纳入各级财政国库，实行分账核算管理，统筹安排使用，确保专款专用。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工程实施进度，及时足额拨付项目资金。
对工程专项资金未实行分账核算管理、地方政府承诺资金不到位或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地区，3部委在分年度核定中央专项资金补助数时，将缓拨或核减甚至停拨中央专项资金。
五、中小学危房改造投入保障机制的主要内容
地方各级政府要以实施工程为契机，建立健全以地方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的中小学危房改造投入保障机制，使今后中小学危房改造走上信息准确、责任分明、资金到位、管理有序的正常渠道。
（一）进一步明确政府在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中的责任和任务。地方各级政府要把维护、改造和建设中小学校舍纳入本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合理制订危房改造总体规划和年度项目实施计划。
（二）落实危房改造保障措施，建立经常、稳定的中小学危房改造经费渠道。地方各级政府要把中小学校舍维护、改造和建设所需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并且要在上级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明确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
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对工程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费、图纸设计费、地勘费、监理费等收费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严禁以各种名义对工程项目高收费、乱收费。
（三）健全危房改造管理机构，加强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规范危房鉴定、校园规划、工程立项、勘察设计、招标管理、施工监理、资金使用、竣工验收、资料归档等工作程序。
（四）建立完善中小学校舍管理数据库和校舍定期勘察、鉴定工作制度。地方各级政府每年要组织有关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学校舍进行安全检查和危房鉴定，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改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建立完善中小学校舍管理数据库，确保信息准确。
（五）建立中小学危房改造项目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的申报和审批程序
为加强工程的项目管理，确保工程总目标的实现，项目申报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申报的程序。
请各省（区、市）教育、发展改革（计划）、财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实施方案》和本文件要求，抓紧制订本省份工程总体规划和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务必于11月10日前由省级教育、发展改革（计划）、财政部门联合报送3部委。经3部委审核后，与各省签署工程项目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
2003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亿元，2004-2005年由财政部和教育部共同承担40亿元，3年共计60亿元补助地方实施工程。请各地在制订工程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照不同渠道中央专项资金管理要求，按年度编报当年中央专项资金项目实施计划。
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是本届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要举措。地方各级政府一定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确保工程目标的实现。
附件：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格式文本）（略）
学习孙谦副检察长在第五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和省级院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上讲话精神之一
理性对待暂缓起诉制度
段明学
暂缓起诉，德国称为“起诉保留”（或“附条件不起诉”），日本通称“起诉犹豫”，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而是在规定的期限内视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在规定的期限内，若犯罪嫌疑人表现较好，检察机关就不再对其进行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现不好，检察机关就要对其进行起诉，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暂缓起诉本质上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视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表现而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暂缓起诉起源于德国和日本。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刑事犯罪攀升导致的对诉讼经济的要求。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犯罪案件不断攀升。在起诉法定主义下，检察官对所有犯罪都必须起诉，导致刑事积案与日俱增。为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由于犯罪大量增加，法官、检察官人数有限，刑事裁判的运营和监狱的维持所需费用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如何缩短刑事诉讼程序、减轻司法和财政压力，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明治18年（1885年）的司法大臣训示明确提出了对轻微犯罪采取不立案或警告释放的方针，要求减少公诉的提起和裁判。明治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赋予检察官可以采取不起诉、缓起诉等自由裁量权，尽量减少囚犯人数。到了明治后期，即使并不是非常轻微的犯罪，根据情节也可以暂缓起诉。大正11年（1923年），日本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明确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情节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第279条），日本的起诉犹豫正式得到法律的承认。在德国，长期以来实行起诉法定主义，检察机关对所有刑事案件，都必须提起公诉。但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方面，德国在二战后犯罪现象明显呈上升趋势。犯罪嫌疑人已由六十年代的100万上升至九十年代的700万。另一方面，犯罪日趋复杂化，环境犯罪、经济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使调查取证出现很大困难。虽然犯罪形势发生变化，但司法人员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犯罪形势的严峻与司法资源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为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的压力，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接受了起诉便宜原则即机会原则。实行起诉便宜主义，意味着并非一切犯罪都必须提起公诉，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权衡有无追诉的必要，法律授予检察机关在确定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一定的裁量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德国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力就是可以对轻罪实行暂缓起诉。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德国的“起诉保留”和日本的“起诉犹豫”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德国的起诉保留主要适用于轻罪，对于重罪不予适用，而日本“起诉犹豫”并不受犯罪轻重的限制，而由检察官根据犯罪人性格、年龄、境遇和犯罪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情况来确定；第二，德国规定了考验期，即要求被告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相应义务，包括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这些要求时，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这些要求、责令，不退还已经履行部分，并且要作为轻罪追究。在日本，法律没有规定考验期，但存在起诉“犹豫”期。检察官如认为有追诉必要时，可以在追诉时效届满前随时撤销原决定，无条件地重新决定起诉。
应当说，暂缓起诉在实现案件繁简分流，降低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预防犯罪等方面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由于德国长期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因此对暂缓起诉控制较严，但仍有4％的刑事案件通过暂缓起诉程序处理。在日本，起诉犹豫与起诉到法院判处缓刑相比，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方面更能发挥较好的作用。1980年被起诉犹豫的人员在3年内重新犯罪率为11.5%，而同期被判缓刑及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分别为21.5%和57.2%。因此，起诉犹豫在实务中被广泛运用。近几年，起诉犹豫占全部不起诉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比利时和我国台湾地区等都有暂缓起诉的规定。
当然，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暂缓起诉若运用不当，也可能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进而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各国都高度重视对暂缓起诉的监督制约。在德国有法官主导的强制起诉程序，日本有准起诉程度及检察官、法官、律师、大学教授等组成的“检察审查会”对检察官的决定予以审查，以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这一权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法机关在通过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没有关于暂缓起诉的规定。对任一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后，只能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暂缓起诉的权力，检察机关对拟不起诉的案件，仅仅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作出不起诉决定，缺乏对犯罪嫌疑人深入充分的考察监督。因而不起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十分理想。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检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常常通过检察建议，请求有关单位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行政处分以对其行为进行惩戒。然而，这种做法有悖国家设立不起诉制度的初衷，并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没有考察监督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充分的了解，因而作出不起诉决定时显得有些草率。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允许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监督，根据对犯罪嫌疑人考察监督的情况再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这对于保证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对于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实现诉讼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实践暂缓起诉制度。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理论的指导及论证，各地的认识十分模糊，做法极不统一。如在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上，有的检察机关将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限于未成年中学生，有的检察机关将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扩大到成年的大学生。对于暂缓起诉的滥用也没有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这里不谈各地实行暂缓起诉取得的效果，首要的问题是，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在法治社会，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和一体遵行的效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和僭越法律。检察机关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依法享有和行使；法律没有授予的，检察机关不得为之。这乃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在省级院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我们：“错误的、随意的、违法的改革，不仅不会推动我们的工作，反而会延缓改革。有的所谓改革，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今天的改革很可能被明天再改革。尤其现在国家在制定司法改革方案和修改相关法律，我们不能自行其是，而要依法办事。”他还强调指出：“我看了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我们西北地区某基层检察院对一起案件做了暂缓起诉。我认为，包括零口供、辩诉交易等，可以进行理论探讨，但法律未修改或未经试点授权，是不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法律监督机关尤其不能这样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目前，许多地区的检察机关无视法律，打着“改革”的幌子，在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及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盲目上马。结果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既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影响了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因此，对于搞暂缓起诉、与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等，这于法无据，应当坚决予以制止。
诚然，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社会变化无常，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法律应当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相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突破法律的既有框架行使权力。借口“改革”、“试验”而突破法律是不理智的，它将破坏法制的稳定性、严肃性和统一性，使法律形同虚设，对整个法制建设带来灾难性后果。正确的作法应当是，树立在法律框架内改革的意识，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暂缓起诉、辩诉交易等，确实需要实行的，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试点、实施，待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施行。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