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件转化型抢劫案的思考

案例：某日，被告人陈某伙同罗某、皮某商量去扒钱过年．当日上午，陈某等三人在某县城郊段上了一辆客车伺机扒窃，不久，被害人况某和高某也上了同一辆客车，被告人陈某在况找座位时乘机扒况的钱(况身上有500元钱）当场被况撮住，陈某当即否认扒钱的事实，并呆用暴力抗拒抓捕，对况某，高某进行殴打，造成二人身体多次软组织损伤(属轻微伤)，终因况等人抓住不放，陈某被派出所干警抓获归案，检察机关对陈某的转化型抢劫罪(未遂)且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转化型抢劫罪(既遂)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四年。本案是转化型抢劫罪的一例典型案例，针对本案判决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问题根据《刑法9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罩证而当场使用辱力或者以暴力相减胁的，依照本法第263奈的规定定罩处罚。”根据本条规定，行为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面“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量刑二那么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是必须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还是具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即可呢?对此，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必须是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印上述三种行为必须达到犯罪程度才存在转化的问题，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们不能作出其前提行为(盗窃，诈骗，抢夺)可以不构成犯罪也定抢劫罪的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转化的前提奈件是行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面不论行为人的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首先，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抢劫罪的客体既侵犯公民财产杈也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它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主要在于它是一种(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成为司法实践打击的重点之一。而转化型抢劫罪也是抢劫罪，立法者把这类行为规定按抢劫罪处理，正是因为它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征，行为人实施该种行为造成的危害不会低于行为人直接施行抢劫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包括物质和精神)，因此，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前提同样不必具备数颧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罚当其罪，从而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否则就会出现类似情节，量刑差别撮大的情形。
其次，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条规定和原刑法153条的规定是一样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8年3月16日《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规定：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劫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严重的可按抢劫罪处罚，如果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该司法解释既未被明确取消，亦无新的相关解释，我们应把它当成对新型法第269条的解释。当然，为了避免执法中对此条文理解的不同，建议立法机关对本条款作一些技术上的修改。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只要行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同时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就转化为抢劫罪，应以抢劫既遂认定，如本案法院的认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行为人是否取得财物或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程度决定。笔者认为，认定转化刑抢劫罪既遂、未遂应根据构成本罪的主客观要件来决定。
（1）符合普通抢劫罪既遂条件的，应定为既遂。
（2）虽未取得财物，但使用暴力行为达到了拒抗抓捕、毁灭证据的目的，也应定为抢劫既遂。因本条规定了行为人主观上除具有取得财物的目的外，在转化过程中，还需有抗拒抓捕、毁灭证据的主观目的（由于未取得财物，故不存在窝藏赃物），当行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达到一定目的的，既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以抢劫罪（既遂）量刑处罚。
三、本案是否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行为
所谓“公共交通工具”是指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对于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因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是否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处罚，在处理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凡 转化型抢劫罪均不能以在公共工具上抢劫处罚，只是以普通抢劫论处。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或暴力行为两项行为中有一种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都应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两项行为都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时才能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1）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转化型抢劫罪应按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罪处刑。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即“犯……罪的”，依照本法第263条规定定罪处罚，也就说以抢劫罪定罪，那么量刑呢？根据263条规定，抢劫罪的量刑幅度有二档，凡是符合八种情节之一的，应按第二档处刑。如多次实施转化型抢劫罪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同理，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转化型抢劫罪也应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处刑。
（2）《刑法》规定的特殊场所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必须符合本条规定的全部要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转化为抢劫罪的应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且当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了暴力或暴力胁迫的行为，而对只有前提行为或只有转化的行为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可能是当场，但相对于公共交通工具而言不是“当场”，不能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对于前提行为和转化行为均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应当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定罪量刑。故对陈某的行为为应认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按269条处型第二档规定量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中法院以抢劫罪定罪是恰当的，但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均属既遂犯罪是错误的，且不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作者：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检察院 李宜仁

防治商业贿赂 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五华检察院 魏京宁 赖兴平

十七大报告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去年以来，在全国掀起了反商业贿赂风暴，我县检察机关把打击重点对准商业贿赂，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7件17人，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清醒的意识到，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光靠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贯彻落实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才是治本之策。因此要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营造我县廉政文化、服务经济发展将成为预防部门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一、防治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1、防治商业贿赂的必要性。目前商业贿赂问题严重，危害非常大，不仅严重败坏社会道德和行业风气，而且还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使市场竞争变成贿赂、人情及关系网的恶性博弈，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甚至直接或间接给国家和集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在一个经济本欠发达的县域，如果商业贿赂犯罪高发，也必然会影响当地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影响投资环境等等，从而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据统计，2003年至今年7月，我县检察机关共依法立案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45件 45人，约占所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总数（63件65人）的71%，一度直接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经济损失1450多万元。从这组数字看，作为一个省级贫困县，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从中也不难看出，商业贿赂已向我县多个行业、部门渗透，成为制约我县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逐步铲除商业贿赂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控制和减少商业贿赂犯罪的发生，保障我县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2、防治商业贿赂的艰巨性。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涉及面宽、政策性强、难度很大的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商业贿赂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也要看到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认为，当前防治商业贿赂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对商业贿赂存在“认知模糊”。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其业务运行过程中的“潜规则”，当这种“潜规则”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习惯、正常”的概念后，要想一下子“洗心革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存在即合理，依靠个人力量去改变社会是困难的，与其碰得头破血流，不如随大流，至于是否违法抛于脑后，他们的盾牌是“法不责众”。二是对防治商业贿赂存在普遍的低意识。很多单位、部门对防治商业贿赂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性的认识不够，开展工作不够主动、不够深入等，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三是立法体系存在缺陷。我国现有专门打击商业贿赂的规范性文件明显不足，立法层次太低且规定滞后，无法满足防治商业贿赂的需要。且现行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还是无法满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需要。另外按照刑诉法规定的经济犯罪的管辖权划分，存在多头管辖模式，给防治商业贿赂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二、防治商业贿赂，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明确了防治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就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真正把十七大精神转化为防治商业贿赂的强大动力，既要集中时间开展专项治理，又要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常抓不懈，要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相结合，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相统一，积极营造的良好诚信的经济环境，努力扫除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1、优化大环境，营造反对商业贿赂的良好社会氛围。防治商业贿赂，务必要重构健康的社会心态，提高全社会对商业贿赂危害性的认识，纠正错误观念，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反对商业贿赂的良好氛围。一要加强对国家公务员、中介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法律法规、纪律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积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增强其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二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挤压潜规则的生存空间；三要大力支持和引导新闻媒体对商业贿赂进行舆论监督，把一些不正常的行为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让商业贿赂无处藏身。四要大力宣传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让群众明白检察机关按照严格执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的要求，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鼓励、发动人民群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参与和支持反商业贿赂斗争。
2、发挥大预防，增强预防商业贿赂的整体合力。预防部门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化大预防网络作用，利用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委员会这个平台，把各种力量和资源有机整合起来。组织开展社会预防活动，不断扩大预防商业贿赂工作的影响，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支持参与的积极性。尤其要与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重点行业、部门加强联系、配合，共同开展商业贿赂防治工作，形成整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和长效工作机制。各预防网络机构在明确分工的前提下要结合实际创新教育机制、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推进深化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土地出让、政务公开、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改革，建立健全落实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主动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联系与合作，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开展防治商业贿赂工作。同时，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要自觉破除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对不同企业实行不平等待遇的执法观念，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服务为本的执法观，维护法制统一、保护平等竞争的执法观，努力铲除商业贿赂赖于生存的各种条件。
3、保障大建设，寻求服务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要保障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单靠打击不够全面，单靠预防没有力度，实践证明必须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商业贿赂犯罪，才能有效服务经济发展主题。一要打击。要集中力量查办商业贿赂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以及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国家工作人员阻碍、影响招商引资、外来投资的商业贿赂案件，以促进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二要预防。对于易发多发案的单位，要认真分析和总结发案的原因，研究发案规律，查找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易发犯罪的漏洞，帮助其改章建制，堵塞漏洞，达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实效。另外，要充分利用检察机关掌握的丰富的法律资源，主动为各单位和企业服务，坚持定期送法，运用典型案件，以案释法，提高干部职工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切实增强各单位和企业人员的法律观念，促进依法生产经营及自我保护能力，使之成为懂法、守法的经营者。再者，要创新预防机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不仅要从国家工作人员方面进行预防，也要从行贿人方面进行预防。因为行贿与受贿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两种犯罪相互滋生，行贿人往往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助推器”。给行贿人打好“预防针”，预防其再次实施行贿行为，是遏制和减少贿赂犯罪的手段之一。如去年初我县检察机关推行《对行贿人警示谈话制度》以来，在所查办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对8名依法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行贿人进行警示谈话，并责成其做出承诺，收到了预期效果。同时要建立和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积极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努力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防范市场经济活动中贿赂犯罪的发生，以促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职能的衔接，促进监管力量的整合，增强防控商业贿赂的效果。